那个冬日的下午

    回忆真是一种奇妙的能力。有时竭力回忆一件事一个人，却左右想不起来。而有时一段音乐、一个模糊的身影，甚至一阵微风、一绺阳光，就让人浮想联翩，过去的一切仿佛逆流到眼前，挥之不去。

    我喜欢冬日的阳光，特别是午后从窗外树枝间透进来的感觉，只要我一个人静静坐在书桌前，十多年前与任继愈先生的一席交谈，就会跳到眼前，我甚至能闻到那时任先生茶杯里透出的香气。我至今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情景就是这么一年年地重复着。

    我与任先生的结识，始于编辑《佛教大辞典》。那是任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筹备的一个项目，90年代启动，历经10年才完成初稿。当时我被指定担任这部辞典的责任编辑，因此时常去北京，与任先生多有接触。后来临近出书阶段，为了集中精力，提高效率，我更是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地点就在后海旁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临王府花园很近，环境也很清静。那时任先生已经八十来岁的高龄，社会事务也很多，但他对这部辞典看得很重，几乎隔天就会来一下，听听我编稿的意见。

    任先生来时一般都是上午，而且很早，这大概是老人早睡早起的习惯。而我因为看稿看得晚，起得就比较迟。每当任先生来时，我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狼狈模样。任先生见状，总是很温和地劝我再睡会儿，并说他有锁匙，可以自己开门进来。后来他大概为了不影响我休息，来得就很迟，有时干脆下午再来。

    那时我并不知道，任先生因为年岁大，每周只是一、三、五的上午去国家图书馆，中午必定要回家吃饭休息的。他下午来我这里，肯定就要放弃午休的时间。几年以后，他的助手跟我说起这个情况，让我心里十分内疚，觉得当时真是少不更事，竟然让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先生迁就我。

    任先生向来话不多，语气也极绵软，听起来像女人的，但说出来的话总是感到很有份量，让人不敢马虎。据说他对自己的及门弟子，也都是如此，只是点上一二句，很少有多余的话，大有行不言之教之风。所以我在与他相处的时候，多半是他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涉及的内容也主要是书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记性很好，譬如有关某个僧人的生卒年，他说已有新见资料，要我千万注意把原稿改一下。

    有一个下午，任先生来我处，我照例等着他的询问。但这次他竟不急着了解稿子情况，而是走进了里间（那是我临时住宿的地方）。看着我床上比较单薄的被子，任先生温和地说，北京这时还没有供暖，晚上会比较冷吧。我说自己反正年轻，多穿点就能对付。任先生轻轻点点头，接着说，这间屋子原是顾颉刚先生用的呢，他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此负责点校二十四史。任先生还比划着，这里的几个大书架，原来上面都堆满着书和各种资料，后来移到别处了。我听了着实吃惊，想不到这间不起眼的房子，居然浸润着如此浓厚的历史气息。顾先生是苏州人，是我的乡邦大儒，他在民国时期倡导的“古史辨”运动，原是一直让我感佩不已的。我为了买全套的《古史辨》，曾经费尽周折。

    回到外间落座后，我已经忘了要向任先生汇报看稿的情况，只觉得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似乎比平时要明亮，特别是落在桌前的几束，亮得有点耀眼。阳光反射到坐在对面的任先生的脸上，让他的老人斑显得更清晰，但也让他看起来更深沉。我那时才大胆地打量着他，并且想象着他年轻时可能的模样。

    任先生看起来兴致也很高，从公文包中拿出自备的茶杯，浅呷了一下，随意地问我，对当编辑有什么感想。我坦率地说，开始不太适应，现在适应了，但有点不甘心。

    他似乎明白了我所说的“不甘心”，不无开导地说，编辑工作其实很重要，孔老夫子就是编辑的鼻祖，许多学问家都做过编辑工作，刚才提到的顾先生也是如此。

    我说这倒的确如此，至少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做编辑能使自己静下心来，克服粗疏的作风。但我又觉得，编辑工作似乎缺乏创造力，特别是对理论有兴趣的人，像关在笼子里跳舞，有劲使不出。

    任先生听了我这话，略带沉思地说，现在人文社科界各种名目的“理论”很多，但以他的看法，在中国，理论创新的时代远没有到来，现在最关键的是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其中整理文化遗产就是一项。

    任先生的这番话，让我很是震惊。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大家，按例说理论研究是他的本业，也是他最大的兴趣点，但他却有如此想法，实在出乎意料。我由此联想到任先生这些年，一直忙于组织各类文献整理，如《中国大藏经》、《中华大典》等等，可能就源于他的这种考虑。

    我不禁好奇地问任先生，以他的看法，中国理论创新的时代何时才会来临。任先生用肯定的语气说，至少还要二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否则，急急搞出这个理论那个理论，都不会有生命力。任先生似乎说出了一个久积心头的问题，又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若干年后，看到央视“大家”栏目采访他时，他依然毫不掩饰地表达这个观点，看来他是真正有所思考的。

    接着，任先生又问了出版社和我个人的一些情况，我也毫无保留地跟他说了。当我说到出版社现在都注重利润考核，编辑学术图书对个人来讲比较“吃亏”时，任先生有点激动。他说，注重利润没有什么问题，但一个国家、一所大学、一个文化单位，有时都要养几个“书呆子”，或者容忍几个“书呆子”，就像搞特区一样，划一块小地盘，给他们一点特别政策，让他们安心做好学术出版。

    我当时想，任先生说的也许是对的，以他的声望也能弄出个“特区”来，但在具体的出版社，又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做得到呢？

    ……

    那个下午，直到阳光从窗前退去，我与任先生没有再谈稿子，而是随着话头，聊了不少有关学术和文化的事。

    到了第二天，任先生让人送来了一只取暖器，供我晚上看稿时用。我没想到，他原来竟是如此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