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医下乡与看病进城

    在《疾病的隐喻》中，苏珊·桑塔格以这样的句子开头：“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事实上，不用这么玄乎，从现代社会的视角看，疾病是一种最为日常的经验，也是一种与人类生活高度关联的基本事件。在每一个国度里，身体由于难以避免的疾病，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受牵制的身份编排，需要接受社会规训，比如我们手头的医疗卡、病历、社保卡等等，已经成为社会规训的有机组成。当然，更勿论福柯所言的“生命权力理论”了，他认为治理生命的权力有两种主要形式，它们构成了权力发展的两极。一种是以作为机器的身体为中心形成的解剖政治，通过监控、规训等来塑造纪律，完成身体的再生产，并纳入行政管理和经济系统中予以检验。另一种是以作为物种的身体为中心形成的生命政治，突出了生育、出生率、死亡率等这种以权力为对象，对人口进行了积极的调节、干预和管理。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更认为疾病的一种——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是嵌入到人类理性发展的轨迹之中的，而疯癫成为理性的敌人或对立面，自然成为了规训的对象，实现对疯癫的压抑给予理性的肯定。

    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疾病也绝非是人身体上简单的病症，更是一门意义丰富的政治学，从西医与中医的对立、融合，到“东亚病夫”刺激下的民族尊严，再到反细菌战与爱国卫生运动等，一直是政治话语空间的焦点。这些在《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都有着详细的介绍。这本书从疾病的隐喻出发，围绕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通过对“废止中医”、“爱国卫生运动”及“合作医疗”等事件的叙述与解读，对疾病如何被政治化并纳入到国家管理序列、卫生的双重规训、合法性建构、再造国民、国家公共性扩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力图从国——民关系格局的变迁中，阐释疾病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

    如果说，以上这种疾病政治的发展，实现了疾病管理与动员的现代化，让政治管理不断从危机政治、动员政治走向日常政治与生活政治的话（即送医下乡，实现疾病政治管理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在如今，过去发挥巨大作用的“送医下乡”，已经彻底失效了，乡村的受众已超越了这种单向被动的政治扩散，为了追求更好的医疗与健康关照，开始了逆向的“看病进城”。因为，国家权力随着市场化的开始以及医疗体系的政治控制功能的弱化，逐渐地退出了这个领域，城乡之间的医疗资源分配开始倾斜，城市有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制度，而城市以外的人们则处于保障的盲区，一旦出现大病重病，不得不花血本，选择进城接受医疗救助。

    于是，这样的一个从“送医下乡”到“看病进城”逆向过程中，各种的问题爆发，医患关系紧张、医疗资源分配、医疗保健公平等，成为了当下最为重要的新的政治议题。近日，有关医疗的新闻屡见不鲜，如深圳的“八毛钱治好10万元病”、东莞长安医院病人砍杀医生，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等等。伴随着“看病难、看病贵”、“老无所依”等等的焦虑，俨然是一座人们心头的大山，但这样的问题，同时又好像陷入了一种无解状态。微观层面，患者抱怨医生的医德尽失，医生抱怨患者无理取闹；宏观层面，医疗资源越来越集中，马太效应显著，医疗改革停滞不前……

    这个时候，我们面对这些似乎进入死胡同的问题，何去何从呢？在《送医下乡》中，我们看到中国百年的医疗历程与经验，让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是不是应该回归到中国“送医下乡”的医疗改革的起点，回到源头，来指引当下的各种困局呢？

    送医下乡的主导者“乡村医疗革命之父”陈志潜，他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在河北的定县展开了一场艰难却很有意义的乡村医疗试验，最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引发了一场乡村医疗体制的大变革，他所建立的医疗模式被后人名为“陈氏模式”。他坚信“民为邦本”，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源自普通民众，因此，是全民而不是少数有权势者应该享有最佳的卫生保健服务。而这样的保健服务，不能将之放任地交给市场与商业化，他认为“一般人民的心理不容许科学与商业同时同等的发展。打盐水一针，收大洋拾元，是日见不鲜的事实，就蛮可以证明医学商业化后必定流于欺骗。最漂亮的医生，应用最漂亮的器具与言语，专门伺候社会上极少数的阔老爷姨太太，是今日社会上大多数知名医师的勾当。这种欺骗与装饰的形态，绝对是一种科学商业化的结果，与中国人民健康毫无关系，与国家办医学校送留学生的目的是毫不相干的。”这段话，相信大家看着都感觉很畅快，因为它虽有些地方略显偏激，但直指问题的核心。可是，大家不知道，其实这是1934年陈志潜刊于半月刊《民间》上的文章《请医药卫生技术人员下乡》中的一段话，可当年的一段批评语，却又偏偏契合了当下的语境，这又是多么吊诡的事情啊。

    这段话，其实就清晰地显示了医疗改革的基本理念：一是享有最佳的医疗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二是医疗不能完全商业化，需走出唯利是图的泥沼；三是国家必须无条件无目的地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实现全民的基本医疗福利保障；四是医疗工作者应该有着相应的职业素养与信仰。这些理念，应该贯穿到医疗政治实践的每一个过程，因为正如《送医下乡》书中指出的，现代中国疾病政治的发展，是沿着“病夫刺痛下的国民”，到规训下的“人民”，再到“权利要求的公民”的路径进行的，国家的建设，也逐步超越情感激发、大规模动员、意识形态强制等非常规手段和轨迹，向理性化与制度化方向发展。因此，在百余年疾病政治学的长时段视域下，作为基本公民权利的医疗保障，无论如何，都已经到了必须实现与满足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