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北京之行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1911-1991）的四部德语小说本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发行，此乃这位瑞士国宝级小说家和剧作家首次以如此隆重的形式进入中国。尽管错过了2011年弗里施的百年诞辰，本次出版仍不减其重大意义。

    这不是弗里施的小说第一次来到中国，却是首次有计划、有包装、成批量地引进。以弗先生的地位而论，这么干是值得的。

    瑞士政府的官方外宣网站swissinfo曾在去年宣布，弗里施是“读者最多、销量最大、译本最多”的瑞士作家。

    新出的四部小说包括弗里施的早期作品《彬，北京之行》（张佳珏译），以及他晚年最重要的三部小说：1975年的《蒙托克》（桂乾元译）、1979年的《人类出现于全新世》（徐纪贵译）和1982年的《蓝胡子》（蔡鸿君译）。

    《彬，北京之行》出版于1945年，以第一人称描写了幻想中前往北京的旅程。在小说中，中国是人间的天堂，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闲情逸致，西方人却仿佛全在资本家的血汗工厂里卖命：“我们人人、或者说几乎人人都是奴隶。我们过着蚂蚁般的生活，在西方那边。”

    嗜饮红星二锅头的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尤其喜爱《彬，北京之行》。这本小说写的虽然不是他，但顾彬与《彬》碰巧诞生在同一年。

    《蒙托克》写瑞士老作家马克斯结交年轻的美国情人，身体交流丰富，语言交流贫乏，因而不断陷入潮水般的回忆。《人类出现于全新世》描写了独居山中、为山洪所困的老头子盖泽尔面对记忆衰退和思维混乱时的挣扎。《蓝胡子》则是对古老杀妻故事的现代演绎，几乎通篇对话。

    德语文学翻译家蔡鸿君为上述四书撰写了必要的导读，概要介绍了弗里施的生平及其小说、戏剧和日记作品，以四篇文章分印于四书前言。

    说真心话的书

    1911年5月15日，马克斯·弗里施生于瑞士苏黎世，家贫，幸得中学男同学W的资助，才得以完成苏黎世理工大学的建筑学学业，毕业后设计过著名的莱齐格拉本露天游泳池，衣食无忧、文名鹊起后毅然回到文学道路，1955年关闭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一心从文。

    1954年，弗里施的小说《施蒂勒》（Stiller）由西德的朔尔坎普出版社出版，颇受好评。三年后，《能干的法贝尔》（Homo faber）上市，在声望和商业上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销量在短期内超过了一百万册，还为他赢得了1958年的格奥尔格·毕希纳奖，这是整个德语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奖，弗里施的文坛地位由此奠定。

    早在1991年，许昌菊译《施蒂勒》便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以《逃离》之名出版，2008年重庆出版社又以原名重出。译林出版社则在2000年出版了江南译《能干的法贝尔》。

    他的小说多具自传色彩，且往往尺度开放，较少避讳。从这个方面看，年逾花甲时出版的《蒙托克》或许不是弗里施最重要的作品，却无疑是他最具特色的小说。

    “读者，这是一本说真心话的书。”他在此书前言中向读者挑明，“我是我所描写的我，不是任何别的人。”此书女主人公琳恩的原型，便是弗老先生1974年访美签售时，在纽约蒙托克邂逅的女陪同爱丽丝·洛克-凯里。他在书中语调苍凉地描写了她赤裸的身体，回忆了他的妻子们和情人们，包括“（希特勒时代）从柏林来的那个犹太新娘凯特”（对《能干的法贝尔》有印象的读者，马上会可以联想到书中的汉娜）、第一个妻子格特鲁德、“过迟结束的资产阶级婚姻”和前妻玛丽安娜，以及“三个我曾经爱过的女人的四次堕胎。其中三次堕胎无疑是对的，但从来都不是没有惊恐的”。

    他提及作为晚辈的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斯（中译本作“菲利浦·罗特”）和当年的恩主、中学同学W君及其夫人们，但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让弗里施百依百顺的情人、奥地利女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1926-1973）：

    “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是在1963年的一个上午，在罗马一家咖啡馆里。我听说她在那套叫‘长命树之家’的套房的一个上锁的抽屉里找到了我的日记本。她看了我的日记后便把它烧了。我们没能经受住最后结局的打击。我们俩谁也没有。”

    巴赫曼必已知晓弗里施的创作路线，否则不会仅仅出于感情问题，便做出烧作家日记这种极端举动。在《蒙托克》中，叙事者马克斯如此阐述自己的写作方针：“是的，要用自传形式；不虚构人物，也不虚构比实际情况更有示范性的情节，不给虚构臆想留有余地。为了对社会负责，也不为他的写作辩护，也不传递什么信息。他也没有什么信息，但他照样生活。他只想写写他的生活（也不会全然不顾他提到名字的那些人）。”

    另类的国宝

    读《蒙托克》这样的小说，最好事先读一读弗先生的小传，以免迷失于他的絮语。

    但剧本不必。弗里施的戏剧作品大多带有政治色彩，是要“传递信息”的。他最重要的两部剧作《毕德曼和纵火犯：一部没有教育意义的教育剧。附尾声》（Biedermann und die Brandstifter. Ein Lehrstück ohne Lehre. Mit einem Nachspiel，1958）和《安道尔》（Andorra，1961），皆有明确的政治寓意。1987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次在中国内地排演了《毕德曼和纵火犯》。揭露反犹主义的《安道尔》实与南欧的弹丸之地安道尔公国毫无干系，针对的正是其祖国瑞士。1971年出版的随笔《威廉·退尔教科书》（Wilhelm Tell für die Schule）意在戳穿瑞士联邦的建国神话，将国家的诞生解读为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偶然事件使然，大大激怒了政府和保守势力。

    瑞士一向以民主、中立与和平闻名，几乎不闻该国有异见者的存在，但弗里施正是该国最大的异见分子。1948年，弗里施曾前往波兰，出席世界和平大会，自此以“共嫌”身份，上了联邦政府的黑名单。1980年代末，冷战行将结束，黑名单曝光，原来弗里施和大约70万名瑞士公民一起，曾长期受到联邦机构的秘密监视，国安部门并以制造手表和军刀般的精细态度，将所获情报制成卡片存档，总数高达90万份，是为轰动一时的“卡片事件”。弗里施自此与祖国形同水火。1990年，适逢瑞士联邦举行国庆七百周年大典，知识分子号召抵制，弗先生激愤尤甚，公开声称，瑞士是个“行将倒毙的国家，我和瑞士的唯一联系就是一张我不再需要的护照”（弗里施引文据瑞士政府官方外宣网站swissinfo）。

    1991年4月4日，弗里施在苏黎世去世，差四十天便可享年80岁。

    无论如何，他的国宝地位不曾因争议而受到减损。2011年，瑞士联邦大庆弗里施百年诞辰，官方和民间的纪念活动多达数百种，遍布全年，并有纪念银币和纪念邮票隆重发行。《瑞士邮报》称，由于“就瑞士国民性发起的公共大讨论”，弗里施无疑是该国最重要的文学人物之一。

    弗里施与其中国想象

    像许多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弗里施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了浪漫的，或者说，一种“金色的”（引自《彬，北京之行》）想象。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对中国的好感与同情明显地表现于其作品之中。1946年首演的剧作《中国长城》（Die Chinesische Mauer）以秦始皇为主人公，克娄巴特拉、伊凡四世、唐璜和拿破仑等人也登场亮相，剧中到处都是时空穿越造就的错乱相遇，其核心主题是，在核武器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暴君也就等同于全人类的暴君。

    “北京，这座我将永远无法到达的城市。”这是《彬，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句话。但弗里施毕竟还是到达了。1975年，他随同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访华，终于有机会完成了中国四日游。第二年春天，记录此行的随笔《不，我没有见到毛》（Nein, Mao habe ich nicht gesehen）发表于《明镜》周刊。文中写道，四千个中国孩子在机场上列阵欢迎外宾，让他大为激动。宴会上一个精雕细琢的西瓜，也使他心中涌过阵阵暖流。他亲眼见到了静谧的中国、安宁的人民和朴素的服装。他好奇地注视着北京街头走路的人，乘公共汽车的人，但大部分是骑自行车的人，几乎人人都戴着帽子，穿蓝灰色的制服，男与女、大众和精英看上去没有区别，女性把性别写在脸上而不是衣妆，只有列队行进的儿童是有色彩的，工人模样的大众统治着街景，但街边见不到工厂，反倒有些农村的迹象，有时，驴拉着煤车，走在首都宽阔的大街上。

    在中国亲眼看到的城市风景，让弗先生有些困惑，但还是给了他安慰，因为这与他对中国的想象完全不同。他没有看到荒芜的村庄和逃离干旱的饥民——他们用竹篮子装着全部的家当，为了活下去，被迫卖儿卖女。现在一切都挺好的，难道不是吗？

    马克斯·弗里施很有意境地想象了中国，却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