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重点是出版有积累有流传价值的东西

    作为依托华中师范大学的高校出版社，华中师大出版社在业内素以学术出版见长。在2011年辛亥革命纪念热潮里，华中师大社推出了著名近代史学者章开沅先生担纲主编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这其实也是我们多年的积累。有关辛亥革命近代史这一方面，我们几任的校长章开沅教授和马敏教授都是做近代史的。”华中师大社社长范军说，华中师大社在过去20多年来，累计出版了3000多万字的近代史辛亥革命学术著作，这次赶上辛亥百年的机遇，做出了这个大工程。“我们当时心里不是太有底，像我们这种中等规模的社，一口气做1500多万字的项目，压力还是蛮大的。”但出版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大众的反应都不错。谈及这些时，范军的语气中有些欣慰和自豪。

    华中师大社的“大项目”远不止这些。解放前就在华中师大（当时名称为华中大学）任教的国学大家钱基博去世时将所有的藏书和个人收藏的200多件珍贵文物全部捐给了学校。对于这笔丰厚的馈赠，华中师大社责无旁贷地担起了整理、出版《钱基博集》的重任。2011年出版第一辑（5册），计划今年再推出5到10本，整个文集总字数超过1000万。继2009年全部出齐的20卷本《张舜徽集》之后，2011年，华中师大社还推出了张舜徽先生2卷本的《壮议轩日记》，以此纪念这位在国学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学者的百年诞辰。范军介绍说，2012年，华中师大社还将启动章开沅先生多卷本文集的出版工程。“章先生在辛亥革命、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侵华战争史料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地位，他也很支持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在范军眼里，这些大项目是出版社赖以奠定的学术品牌，彰显学术品位和特点的重头产品。“就传统出版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面向市场，以经济效益为主的；一是学术文化方面的，以传承文化和弘扬学术为主要目的（当然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出版社的立场，范军说，他们都特别重视文化的积累与传承。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提到的文化传承创新的大学第四功能，引起范军很深的感触和认同。“作为大学出版社，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多做些工作，来配合大学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从我们社来说，我们就一直把服务教学科研，弘扬学术文化，做一些真正的有积累有流传价值的出版物作为重点”。

    谈到未来的发展，范军明确表示，出版社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在于数字出版。在寻求内部改革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求大的体制改革。“一般的转企改制，我们已经完成了，三项制度改革也比较深入，但仅仅这些我们觉得还是不够。”如果说进行股份制以后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平台，那么在数字出版和在一些新型业态方面，发展空间无疑会更大一些。单一的中小型社做数字化出版有些困难，范军希望将来加入一个更大的团队，有一个公共的共享平台来做这一板块的业务。前不久，华中师大社拿到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的项目，做民间文化经典的数字化和可视化出版，“我们可能会以民间文化为突破口来配合作这种项目，再找一些新的突破。”

    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集团化。兼并和联合以后的出版集团对中小社的挤压更加厉害，中小社的空间越来越小。地方出版集团一般都是保护地方（块块的）市场，中央的出版集团则加强了条条的垄断，如果中小社不加入到一个集团或一个团队中间去，就会受到挤压。“不是说将来数字化就一定取代传统出版，但是传统出版物的市场份额和盈利空间逐渐缩小，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数字化这一块挑战还是比较严峻的，我们寻求股份制改造，希望能够加入到一个大的集体，也就是考虑到集团化和数字化这两个比较大的挑战”。范军说。

    （本报记者 陈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