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幌子，强取豪夺？卡夫卡遗稿之争白热化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围绕着已故奥匈-捷克斯洛伐克德语犹太作家弗朗茨·卡夫卡遗稿的争夺战，目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渐趋白热化的法庭讼战已经开始。

    “犹太文化财富”的论战

    卡夫卡于1924年去世于奥地利，其手稿保存在密友和遗嘱执行人马克斯·布罗德手中。1939年，德军攻入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前５分钟，布罗德上了最后一班出城火车，从布拉格逃往巴勒斯坦。他随身只带了一只行李箱，里面装着卡夫卡的手稿。1968年去世前，布罗德将手稿交托给了女秘书兼情侣埃丝特·霍费。

    以色列政府和文化界视遗稿为国家公产，与霍女士长期对峙，对其外卖手稿的企图一向严防死守，直至她2008年以101岁高龄去世，方对其两个古稀女儿埃娃·霍费和露特·魏斯勒发起讼战。霍家本已与德国马尔巴赫的德语文学档案馆达成协议，要将卡夫卡-布罗德档案打包卖给后者。2010年7月，以色列法官不顾被告坚拒，下令强行打开特拉维夫和苏黎世的十个银行保险箱，清查手稿。

    2011年12月，此案再度于特拉维夫家事法庭进入审理程序，德语文学档案馆和以色列政府——更精确地说，是所谓的以色列“无主财产监管人”，分别呈递了诉状。前者要求将遗稿运往德国，后者则寻求正式充公。

    德国人认为，卡夫卡和布罗德均属于德语文化圈，且布罗德留有遗嘱，允将手稿售往德国。以国图学术总监哈吉·本-沙马伊则声称，布罗德是卡夫卡的终身好友，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包括卡夫卡手稿在内的布罗德遗产必须留在以色列；这些遗稿属于犹太文化财富，而“以色列与犹太文化之间有着强烈而明确的联系”；至于卡夫卡和布罗德是不是用德语写作，这并不重要，因为流散的犹太人曾使用过许多种不同的语言，语言问题不能减损他们与犹太文化之间的天然纽带。

    以国图还认为，布罗德生前一直有意将手稿献给国家图书馆，只是临终才改了主意，同意埃丝特·霍费将手稿卖到国外。

    德语文学档案馆表示，布霍二人在世时，均无意向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献稿，因为以国图那时根本就不存在。该馆在声明中说：“这个‘国家图书馆’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呢？”

    以色列《国土报》在日前的报道中对此解释，国家图书馆的确是2008年才正式出现的，但自从19世纪末，它就“以某种或别种形式存在着”。在布罗德活着的时候，它是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图书馆。

    该报再次斥责德国人不要忘记历史：到底谁该为卡夫卡手稿流落异乡负责？卡夫卡的三个妹妹难道不是死在了集中营吗？

    一提起历史，德国人便很难昂首挺胸。讲法理，他们或许在本案中有优势，遗嘱和协议毕竟都是过硬的证据。可在历史面前，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们很难只讲法理，不讲道理。这也是我们目前所注意到的、德语媒体普遍低调报道此案的原因所在。

    手稿真的属于以色列吗？

    手稿案引发了很多争论。1988年，埃丝特·霍费曾以近200万美元的高价，通过索斯比拍卖行卖出了卡夫卡名作《审判》的手稿，表面上的买主是位书商，而真正的买家是德语文学档案馆。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斯——也是犹太人——当时勃然而怒，称之为“对20世纪西方文化的犯罪”。

    但2011年12月14日，《国土报》刊发伊扎克·劳尔（Yitzhak Laor）的文章，为霍家老太鸣不平，也对以色列国家的小气和打着文化幌子强夺私产的行为表示不齿。

    劳尔说，耶胡达·阿米亥是以色列最著名和最受读者欢迎的诗人，但在2000年去世前，他将自己的全部手稿和文档卖给了美国的耶鲁大学，因为他想给家人多留些现金，而国家“不想按美国大学的出价付给他钱”。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不敢开战”，在手稿运美前影印一份的要求也被美国人拒绝。现在他们盯上了两个老太太，其伪善的“文化”借口颇值得怀疑。

    “以色列到底想要什么？”劳先生写道，“我们认为卡夫卡是‘我们的’作家，可全世界没一个地方把卡夫卡当作以色列作家来研究。”卡夫卡主要生活在多语言的布拉格，虽然确实对意第绪语有兴趣，也曾想学习希伯来语，可他说到底还是个犹太血统的德语作家。“他不属于以色列国，这是一个连20万美元（这是全部！）都不肯拿出来，好让阿米亥的档案留在境内的国家。”

    不是每个犹太人都是以色列的财产。劳先生说，希特勒上台以后，阿诺德·茨威格虽短暂流亡巴勒斯坦，但后来回了东德，1968年死在那里。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没来巴勒斯坦，弗朗茨·韦费尔没来，斯特凡·茨威格没来，库尔特·图霍夫斯基没来，保尔·策兰也没来，谁敢提出要求，要把他们的手稿归入以色列的档案馆呢？卡夫卡已经有爹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影，好像这还不够，现在以色列国家也非要像“老大爹”那样罩着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劳先生说，“广大的犹太知识分子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而且不想生活在这里。”

    劳尔的这篇文章非常有挑战性。他的意思是说，堂堂一个国家，堂堂一堆搞图书馆的知识分子，想拿稿，又不想花钱，还拉出文化纽带的大旗，做公权力出动的虎皮，起诉、查封、折腾老太太，实在很不像话。

    土耳其裔美国女作家艾丽芙·巴图曼（Elif Batuman）曾在2010年夏，受《纽约时报杂志》委派，前往特拉维夫现场听审。她说，埃娃·霍费自诉已经陷入赤贫，因为政府冻结了两姐妹的100多万美元存款。这笔钱，据霍女士的律师奥代德·哈科恩所说，与她妈妈当年卖《审判》的所得完全无关，而是德国政府向她们支付的大屠杀赔偿款。

    哈先生告诉巴女士，埃娃与卡夫卡手稿“血浓于水”（almost biological），“对她来说，强开她的保险箱就好比是强奸。”巴女士问，埃娃本人是否用过“强奸”这个字眼。

    “很多次。”哈先生答。

    特拉维夫家事法庭将公开审理卡夫卡-布罗德文学遗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