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的三个“最”

    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十二五”开局之年、大学出版社改制全面完成第一年……面对这样的背景，大学出版社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11月18日在宁波召开的第24届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上，大学出版界既表现出了对产业前景的自信，也表现出了对文化理想的坚守。

    六中全会：最热的话题

    本次大学会正值全国文化产业界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之际，建国以来像这样以中央全会的形式通过决议促进发展文化产业，可谓前所未有。“如何抓住六中全会这一宝贵机遇”无疑成为与会的专家、社长最热的话题。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专程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开幕式和大学版协理事会等几场活动，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邬书林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大学出版社群体要将自己对于文化和出版的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定上来，要有自己的文化追求，每个社都要充分发掘所属高校的学科优势，争取每两年甚至每一年都出版一本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 

    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徐维凡将六中全会对于高校出版社的影响谈得更为具体。他认为六中全会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高校出版社大有可为。另一方面，高校出版社是出版业的重要力量，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按照这一体系的设计，高校出版社既要发展壮大出版发行这一传统产业，又要力争实现传统出版业与新兴产业的融合，特别是提出了可在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上做文章，这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挺拔主业与多元发展的关系。

    大学版协秘书长刘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六中全会以后的大学出版将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出版业、大学出版社将面临重大机遇。首先，文化产业的巨大发展，产业规模的扩大，消费水平的提高，将会增加出版业和出版社的市场机会。其次，国家将会加大政策支持与扶持、资金投入与支持的力度。另一方面，出版社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首先，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类别品种将显著增加，内容更加丰富，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特色、功能更加突出，市场定位更加准确，营销方式更加多样，市场更加细分化，竞争更加激烈。出版社必须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更加准确地定位产品，开发生产出更加优质、更加有吸引力的产品，开展更加精准的营销，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赢得市场。其次，国家政策支持的倾斜性、倾向性、针对性将更加突出，将更加向重点领域、重大项目、骨干企业、重要基地、重点区域及公益性文化领域倾斜。

    他还表示，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下，大学出版社不仅面临着出版业的同行业竞争，也面临着替代性、竞争性文化产品、文化企业、文化产业的竞争，面临着战略性资本进入的竞争；在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国文化加快“走出去”步伐，大学出版加快进入国际市场的形势下，大学出版社更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目前，大学出版界除了少数行业龙头外，相对于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总体来讲，仍然显得规模偏小，实力偏弱，创新能力、运营能力不强。因此，大学出版社要加快发展，进一步提升竞争实力。

    数字出版：最多的关注

    每年的大学会期间，大学出版论坛一直引人注目，今年更是场面火爆，预定的会场远远容纳不下观众的热情，大家有的站着，有着挤着坐。今年论坛的主题是“面向十二五的大学出版”，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董事长王忠义、方正阿帕比总经理彭云飞、百道网总经理程三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蔡翔等五位演讲嘉宾中专门谈论数字出版的就有两位，可见主办者的重视程度。

    彭云飞在以《在实践中寻找数字出版成功之路》为题的发言中表示，数字出版发展到现在，技术商、渠道商、出版商三者分工更加明确，但他们之间的交互方式也更加多样，他们之间的任意组合都成为了可能。比如技术商和渠道商，为了让自己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平台，目前全国大约有8到10个成规模的平台，而这些平台的整合也在所难免。同时他提出，出版商最关心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问题可能最终却是个技术问题——谁能提供一种兼容各种阅读器又能有效防止复制的格式标准，谁就掌握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彭云飞还认为，资本运作在下一步数字出版发展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出版行业内的兼并重组，还是其他行业对数字出版的投资入股等行为纷纷涌现，这些都表明，越来越多的资本已经开始关注数字出版这一新兴市场。”

    程三国则围绕数字出版的态势、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何在谈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数字出版产业格局态势对传统出版商而言特别严峻，原因是现阶段数字出版由苹果、亚马逊、中国移动、百度等国内外强势平台主导。这些超级公司，通过硬平台加软平台、云端加终端的产业布局，直接连通作者和读者，进行破坏性定价和自主性分成，具有强烈的颠覆和弱化传统出版产业链的特征。

    他认为，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转型的跨度巨大，数字出版产业的态势很严峻，需要澄清传统互联给数字出版带来的似是而非的一些认识，例如，数字出版一定需要海量内容、要碎片化、要有互联网的分享和开放精神等等。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也适合基于数据库的商业模式，但如果将其视为数字出版的金科玉律，那么，在这样一些理念和逻辑的主导下，以优质内容筛选与过滤为核心能力的传统出版业做数字出版就无异于扬短避长、南辕北辙；在“三低”内容充斥的互联网资讯汪洋大海中，以弘扬思想文化价值为傲的出版业显得一无是处、底气不足。因此，必须打破这些成见，洞悉和把握移动互联给出版业内容价值回归带来的良机。

    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突破口何在？程三国提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媒体和内容消费使用都跟移动互联时代与时俱进，而我们对数字出版的理解与认知却还停留在传统互联网模式上。程三国强调，如果说传统的互联网主要是在解构出版业，海量的信息遮蔽了优质内容的光辉，那么，移动互联主要是在建构出版业，让传统出版价值回归，让优质内容重放异彩。因此，如果说传统互联网对出版业，特别是对传统出版业是挑战大于激励的话，那么移动互联对出版业是机遇大于挑战。书报刊本来就是移动性最好的媒体，在移动互联背景下，书报刊这些传统媒体重获新生，如虎添翼。

    文化坚守：最大的共识

    大学出版的核心特征在“大学”。“后改制时代”的多数大学出版社成为了独立的企业，但是出版社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变化，大学社要继续发展，仍然需要紧密依靠和所属高校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转企改制之后，大学社在所属大学的品牌和出版资源开发方面更加用力，也显然更有成效。要突出大学的特色，对于出版的学术坚守无疑是最鲜明的立足点。

    据开卷信息公司今年11月的调查统计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有12家大学出版社跻身整体零售市场码洋排名前100名，其中有6家进入前50名。专业图书市场的领先大学出版社充分体现出了以“学术为本”的特色，在教育出版领域已形成一批知名的图书品牌。调查还显示，立足传播学术思想成果的出版本职，大学出版社群体已经日益成为集教育与专业出版于一体的综合机构，他们始终坚守专业化的经营道路，着重在学科特色和学术水平上下工夫。

    在此次大学出版论坛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在《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的主旨发言中表明了大学精神在大学出版中的核心价值，学术创新是出版创新的基础。他援引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的观点“文化产业贡献在产业之外”，认为大学出版社与大学在文化品格上有相近相通之处，如何办大学，如何办大学出版，是否允许有略带自由的思考、略显个性化的选择和多元化的模式存在，我们是否可以成为秉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版人，这些都是大学出版人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范军认为，学术品位是大学出版社有别于其他出版机构的最大特征。在谈到中国大学出版社与国外大学社的区别时，范军提出，国外大学出版社盈利能力虽然总体不如中国，但是坚持不为社会风气影响，甚至带有某种文化保守的出版风格却很值得中国大学社借鉴。同时他还认为，大学出版要创新，根本上还要依靠大学自身的创新，需要思想的创新，这就需要更加宽松和自由的学术环境。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蔡翔认为，无论出版技术和环境怎样变化，大学出版“服务大学、传播学术”的使命都不应该改变。“回归文化、守望文化”对于大学出版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在品种越来越多，印数越来越少的出版现实下，大学出版必须靠学术的价值和内涵来赢得自己未来的发展空间。大学出版社兼有大学和出版机构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双重责任，但是要让大学出版始终坚持文化本质和学术使命，政策和制度的支持也不可或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大学出版人自身对事业的勇气和激情。

    （本报记者  吕 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