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诱惑

    县图书馆的借阅室，设在城里那条最为繁华的街道路西边一所带出厦的阁楼底层。我能清楚地记起，就是在那排靠南边的山墙放着的长长的书架上，我见到了创刊不久的《当代》和《十月》。一本是蓝色，一本是藏青色。这两本气势非凡的杂志，一下子就把我给震住了：我何时见过这样漂亮的刊物？

    我押上一块钱，借了一本1979年第1期的《十月》。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坐在光线灰暗的窗子前，听着从街道里传来的哗哗的雨水声，心里恐慌不安，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占有那本杂志的欲望。我在紧张地思考着，怎样才能把那本杂志带出阅览室。我一次又一次地偷偷地看着，那个在我后来的记忆里面容模糊的图书管理员。机会终于来了，在暗淡的光线里，她提起茶瓶，打开一扇门，到后面的院子里去了。

    于是，在那个秋日的雨天里，我花了一块钱租了一本杂志，然后像个小偷一样把那本杂志占为己有。那个时候我知道一块钱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我两天的饭钱。1979年的时候，我正在淮阳师范读书，学的是绘画，但我却爱上了写作。在一个星期之后的一个雨天里——恰巧，又是一个雨天，我心惊肉跳地，又用同样的方法，从县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偷”走了《当代》的创刊号。

    后来，每当走到县图书馆门口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做贼的恐慌。我再也没有勇气，走进给我带来无限向往的那所墙壁上涂满了白灰的阁楼。好在那个时候县新华书店里还出售新的刊物，那年的冬天，我勒紧了肚子又陆陆续续地买了一些别的刊物。譬如那一年另外两期的《十月》，还有其它的大型文学刊物，比如《清明》、《新苑》、《红岩》等等。在那些刊物上，我又读到了白桦后来受到批判的电影剧本《苦恋》，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艾青的组诗《蓝色的多瑙河》。

    在那些刊物当中，我还比较喜欢人民文学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在《新文学史料》里，我看到了一些作家有关现当代作家和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回忆文章。茅盾、吴祖光、陈学昭、王西彦、夏衍、郑振铎、老舍、郭沫若、黄谷柳、萧军……看一看这些名字，你就会知道，这对一个从乡下走出来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是一种怎样的冲击。

    淮阳师范的图书阅览室，在教学楼三层的最东头，和我们的画室一壁之隔。我每天的晚自习，几乎都是在那所宽大的阅览室里度过的。那个时候中国所有的文学期刊，我都能在那里看到：《文艺报》、《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作品》、《广西文学》、《安徽文学》、《诗刊》、《山东文学》、《奔流》……真是数不胜数。

    那个冬天，我在阅览室里度过了一些寒冷的时光。阅览室里的管理员，是一个瘦瘦高高、精神有些迷茫的中年人，常常坐在门后的椅子上打盹。或许就是因为他的沉迷，让一个魔鬼钻进了我的脑海里，那个魔鬼指使我，把一本又一本杂志悄悄地掖进腰带里，然后拉平身上的棉袄，偷偷地带出去。在那个冬天里，我着魔似的想把阅览室里所有的文学期刊，每样都偷出来一本。你看，上面这句话里的那个“偷”字，我没有用引号把它引起来，因为我的行为真的已经构成了盗窃，而我却浑然不知。在那些日子里，我有一种无名的兴奋和紧张，我一次又一次地用同样的方法，把我喜爱的刊物从那个图书管理员的眼皮底下带出来。那一年，我偷出了胆。在没人的时候，我竟然跑到中文系同学的寝室里偷了人家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

    多年以来，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里，没人的时候，我就把那丑陋的行径掂到阳光下亮一亮。我不知道在心里忏悔了多少次，可是，我却把写在扉页上的名字撕掉了，再也找不到我那个丢书的校友了。如果现在上帝能告诉我他的名字，我一定会设法找到他，买一套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送到他的手上，以求得他的宽恕。当然，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史》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它常常使我感到内疚，使我在心里谴责自己。那些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往事，常常使我感到不安。

    我说不清那个时候是什么力量，迫使我做出那样的错事，难道那就是书对一个从农村来的还没有吃过饱饭的青年的诱惑？在谴责之后，我只能用这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来安慰自己。我知道，那些汹涌而来的文字，像烈火一样灼烧着我年青的头脑和心脏，那些热量积存在我的骨骼里，积存在我的血液里。

    那段日子盲目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写作，起到了启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