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有成见”,是我国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的一条重要读书心得。他说,“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作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作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惟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金元浦主编:《阅读的欣悦》)在这里,先生是从做学问的角度讲的。其实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读书也应如此。
把书分为正邪好坏有用无用,提出要读这个不能读那个,是当前读书有成见的一个主要表现。如有的作者提出,领导干部要读“正派”的书,即“能教诲、指导干部端正思想和工作作风,陶冶情操,亲近群众,服务大众的书”;而读什么“厚黑学”、“官场秘诀”之类的书,“只能培养官员投机钻营的不端,高高在上的霸气,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有的作者则以《庄子·列御寇》中一个叫朱泙漫的年轻人学习屠龙之技无处施展的故事来说明只有读好书、有用的书才有益。出于道德等原因,以一定的标准把书分为好的与坏的,这对青少年来说也许是必要的,就如同电影分级。对于已经能够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成年读者,如党员干部以及专业工作者,这样做就有画地为牢,自缚手脚之嫌了。
什么书叫好,什么书叫坏,且不说在多元社会中,即使在某些思想高度统一的政党或团体中,也是各有看法,很难统一的。作为一名党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许世友将军就曾在一次讲话中对看《红楼梦》提出批评,说《红楼梦》写的都是吊膀子的事,有什么好看的?而毛泽东却说,这个观点不对。(徐开福著:《许世友的晚年岁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他认为,《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中央党校一位教授近年撰文则披露,毛泽东读《红楼梦》不仅读得仔细,而且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对同一本书的评价不仅因人而异,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其社会评价也是会变化的,同一本书所起的作用也往往此一时,彼一时。
读书有成见,究其根源,一是片面强调而且夸大了书在社会意识形成中的作用,二是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知识运用中的作用和知识的积极迁移效应。
事实上,读好书未必就不会引起某些人的坏念头或者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读书不可以有成见,但读书的确需要选择。我国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竺可桢,在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大量阅读看似与自己的专业无关的古代文献,从中收集研究科学史的资料,卓有成效。正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可以说,与读什么相比,怎样读更为重要,开卷是否有益,关键不在卷而在开卷的人。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某秀才过沟,捧着书本找不到答案。农夫告诉他,一跳就过去了。秀才听罢,双脚一蹬,往上一蹦,结果落入沟中。农夫给他做了一个示范动作,秀才看了埋怨他:“单脚起步为跃,双脚起步为跳,你该说跃,不该说跳。”这个秀才的教训说明一个道理,书无论好坏,“尽信书,不如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