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黑塞的中国情结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藏书室里，有一个专门存放中国书籍的角落。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见过黑塞藏书室的照片，满墙到顶的书架，书籍竖立，光线柔和，书房连着餐厅，连着窗外的风景。

    在另一张书房“中国角”的特写照片中，我仔细欣赏着黑塞的中国藏书……整整一架德译中国书，按书脊上的拼音，能看出有《道德经》、《论语》、《礼记》、《庄子》等等。最令我惊讶的是，其中居然有一本《碧岩录》——此书乃宋代著名禅僧圆悟克勤所著，素有“禅门第一书”之称，可见书的主人对中国文化涉猎之广、浸淫之深。

    “我踱至书库的一角，这儿站立着许多中国人——一个雅致、宁静和愉快的角落。这些古老的书本里，写着那么多优秀又非常奇特地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在可怕的战争年代里，我曾多少次在这里寻得藉以自慰、使我振作的思想啊！”在1921年发表的《我观中国》一文中，黑塞曾这样描述。

    从27岁起，黑塞就追踪和评论几乎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欧洲人不熟悉的东方图书的译著。他一生研究中国文化达60年之久，读了近160本中国书籍——上至深奥晦涩的宗教、哲学经典，下到怡情悦性的诗歌小说、神话传说。他还写过40多篇关于中国书的文章。

    甚至可以说，黑塞所读的中国古籍，比大多数中国人还多。

    一位德国作家，在20世纪上半叶，为何踏上中国文化的朝圣之路？黑塞迷恋中国，有何特殊的背景？对中国文化深刻而别致的理解，与作家的精神使命、思想再生、作品含蕴又有哪些关联？

    1877年，黑塞出生于德国许瓦本地区小城卡尔夫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家庭，其父亲及外祖父均在印度传教多年，母亲也出生于印度——因自幼耳濡目染，黑塞对古老绚烂的东方文明充满向往。

    13岁时，黑塞就立志成为一位诗人。诗人的宿命，乃身心漂泊，从成年开始，黑塞就在欧洲游历。1911 年，34岁的黑塞与一位画家结伴，启程赴印度，寻觅遥远心灵的故乡——这年的9月至12月，他游历了印度、锡兰、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等地，由于当时中国正爆发辛亥革命，他未能进入中国……此次远行，黑塞对印度人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令他感到强大而富有朝气的倒是中国人。    

    回到欧洲以后，他便全身心投入对中国文化的探索。

    其实，早在1907年，黑塞的父亲约翰·黑塞便把老子介绍给了他。同年，黑塞还得到德译中国诗集《中国牧笛》，他如获至宝，读后感叹不已：“……读着这些优美的诗篇，我们仿佛徜徉在异域盛开的莲花丛中，感受到一种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媲美的古老文明的馨香。”

    1912年，黑塞离开德国，定居瑞士。两年后一战爆发，战火纷飞，在迷惘与苦闷中，黑塞开始离开曾一度迷恋的印度哲学，离开它的忍受和认命思想，转向中国哲学。

    一战结束后，黑塞认为只有中国的圣贤能够拯救欧洲的灵魂，他把传播中国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视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给友人罗曼·罗兰的信中，黑塞写道：“老子多年来带给我极大的智慧和安慰，‘道’这个字对我意味着全部的生活真谛。”对于庄子，黑塞也推崇至极，他认为整个西方文化史上还没有一部能与《庄子》相媲美的著作。

    接触老庄哲学后，黑塞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沉潜于内心之路——在内心流亡中，道家学说中“矛盾的两极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既对立又相融”的思想，对黑塞影响极大。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我阅读过的所有中文版黑塞著作中，印象最深的，除了他作品中的古典人道理想与高贵的风格外，便是黑塞式的“两极性”观点——生命在二元对立后的自我完善、自我救赎。

    黑塞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道家的对立统一思想。他所有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面临着生活的两极分裂……而这种分裂，有时体现在一篇小说的两个人身上，有时又聚焦于一人之身——人们往往在道德与人性、理智与感情、禁欲与纵欲、社会与个人、约束与自由间徘徊，为寻找内心最终的和谐统一而苦苦探求。

    在小说《轮下》、《纳尔齐斯与歌特蒙德》、《玻璃球游戏》中，每每都有两个性格迥异、精神截然相反的人——无论是汉斯与海尔纳、纳尔齐斯与歌特蒙德，还是克内希特与台斯格诺，他们既对立，又吸引，相互映照，彼此发现，最终合二为一。

    在《德米安》、《克莱因与瓦格纳》和《荒原狼》中，这种矛盾和对立则突显在一个人身上——此类小说，黑塞的微言大义是，人只能经历黑暗之域，最终才能达到精神王国。

    不可忽视的是，黑塞毕竟是欧洲人，他垂青中国，却并不迷失自我，而是经由东方这个“他者”，来更好地反观自我，重新界定自我——

    实际上，黑塞终其一生，受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激发，一以贯之试图打通东西方文化，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架构桥梁——他呼吸的是印度、中国和古希腊智慧的共同空气……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国与欧洲、阳与阴、思与行、效果与观照在人们心里和解、融合。

    谈及小说《悉达多》时，黑塞曾多次表示，他笔下的圣者虽穿着印度袈裟，但其智慧更接近老子而非佛陀。

    黑塞最后一部长篇巨著《玻璃球游戏》，乃熔铸世界文化于一炉的典范之作，也堪称黑塞接受中国思想的总汇合——全书从头至尾不断涉及中国，引言里有“中国语言”、“中国古代圣贤”、《吕氏春秋》和中国古代音乐论等；正文里，作者化身为“中国长老”，向主人公传授中文、中国书法和《易经》……最后，作者还把玻璃球游戏的高峰定位于“中国屋落成庆典”。 

    晚年黑塞对中国的兴趣，逐渐从老庄哲学转向儒家学说、佛教禅宗——就在作家生命之灯即将熄灭时，他的思想仍停留在东方，仍徜徉在遥远的中国，他仍在研读《易经》。1959年，82岁的黑塞还写下了寓意深刻的《中国式传奇——孟夏的故事》，三年后，黑塞离开人世。

    一个德国学者在论及黑塞时干脆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人，却没有中止成为西方人，嗯，甚至是一个许瓦本人。”

    在整个德语文学界，黑塞对中国文化的迷恋与理解，远远超过其他德语大作家，如歌德、席勒、卡夫卡、里尔克等等，在整个欧美作家中也属罕见。

    就20世纪德国作家而言，对中国思想领悟之深、并且直接用之浸润作品的，也许只有德布林、布莱希特可以和与黑塞并肩——更多德国作家则是用中国风情，或通过意译中国文学作品来显示他们对中国世界观的热情，如作家克拉邦德、霍尔茨、贝特格、比尔鲍姆等等。

    ……引颈整个20世纪欧美文学视野，中国思想对黑塞的深沉影响，也可比拟于儒家思想之于庞德，禅宗观念之于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

    在此，假如我们再换个角度，瞄准历史，着眼更幽深的思想景观——简略梳理一下数百年间中国思想与德国文化界之间的关联，或许会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命运，因时代不同，理解有异，堪称飞蓬转絮，一波三折，起落不定——

    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曾一度借孔子和儒学之力，冲破神权与王权，使西方进入现代社会——其时，孔子在欧洲也有孔圣之称，康熙被公认为最理想的统治者。

    启蒙运动早期和盛期，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与沃尔夫，曾热烈迷恋中国；诗人歌德、席勒等，也将中国思想和文艺主题融入德国文学……而诺瓦利斯等浪漫派诗人则意识到他们的自然观——自然神秘主义——更接近中国人，接近中国人对自然的爱。

    随后，西方不断崛起，中国每况愈下，东方乐园随之消失……18世纪末至20纪初，除叔本华受中国思想的某种沾溉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德国思想家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有可取之处。

    赫尔德曾将中国比喻为涂有香料的木乃伊；康德认为中国人抱着传统死死不放，对未来漠不关心；黑格尔则视中国为一个呆滞的、因循重复、没有真正历史的国家；当谢林发现中国神话哲学之时，中国已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以致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梅林而言，中国也仅仅只具有政治上的意义。

    形势的急转直下，是在20世纪初——启蒙运动后被赶走的中国思想，又被德国人请了回来……人们期望以中国的超然洒脱解救德国的理性危机——德国重新将中国当作文明古国看待，马丁·布伯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便是例证。

    特别是一战期间，德国青年倍感幻灭、绝望。他们或阅读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尼采的著作，渴望和平安宁，企盼真正的人道；或遥望东方，特别是中国，觅求治愈沉疴百病的良方——其时，“道、佛世界观”令德国青年着迷，众多德国知识分子开始在老子、佛陀甚至李白等人的思想中寻求自我……而黑塞，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黑塞曾说：“虽然我不懂中文并且从未到过中国，但在那古老的文化中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自己追求的理想、心灵的故乡。”

    黑塞文学曾在欧洲影响极大，二战后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日本也一再掀起“黑塞热”。 耐人寻味的是，其时，中国对黑塞的译介几乎是一片空白——其作品集中翻译到中国，还是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

    据翻译家张佩芬介绍，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在民主德国留学的一位中国学生杨某，想把黑塞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为此写信给作家征求意见，黑塞婉言拒绝了——因为他认为，中国人连自己的精神遗产都抛弃了，古老经典遭禁止，即便他的作品被翻译过来，比中国自己先哲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

    身为“浪漫派最后的骑士”、“个体心灵的律师”， 黑塞曾激荡过我们的青春。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他就是一颗敏感的心，一阵风，一缕钟声，一个梦境……他直面人生的勇气，他绵密的精神，他皎洁的风仪，他的中国心，他对物质世界的冷漠轻视——黑塞终生没有自己的房子，居无定所，在最困难的时候，他那身陈旧的西装一直穿到边缘开线，秋天，从森林里带回一些栗子就是他的晚餐。

    经由黑塞，我们将会更加认清、珍爱自己的文化，也会反观今日物质盛行中的稀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