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

    越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可宝贵的组成部分之一，几乎在每一个治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学术者的心中都是一块圣地，也是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仅以越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绍兴文化为例，此地两千年来便有王充、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鲁迅、蔡元培、范文澜、马寅初、王羲之、谢灵运、陆游、徐渭、袁雪芬、谢晋、葛云飞、秋瑾、徐锡麟、陶成章、周恩来、竺可桢、钱三强、陈建功、赵忠尧等等名家产生，这些人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中国文化艺术史乃至近代革命史和科学技术史上均有重要地位，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骄傲。但是，尽管中外学者皆知越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代学术建立以来越文化研究也已走过差不多80年历程，但迄今仍缺乏有关越文化的由来、走向、面目、地位等重大宏观问题的全面系统阐述，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份重要遗产的价值当代化。

    潘承玉教授新近问世的四十多万字专著《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在选题上填补了这一学界空白。潘著广泛借鉴文化地理学、文化发生学、文化传播学、文化人类学等等的研究方法和新发现，将历史考据和理性思辨融为一体，围绕越文化在中华文化母体内部地位这一核心问题，成功构建出一个体大思精、环环相扣的宏伟学术体系，对有关越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首次给出系统解答，有力澄清中外学者长期关心而又不甚了了的诸多学术谜团和盲点，堪称近年越文化研究不可多得的可喜成果。该著论断民族发生学角度的越文化即於越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考察越文化最早闻名于世的形态——春秋越国文化，对其创造中华政治文化典范，参与缔造中华民族精神宝贵内核的历史过程与深远影响作出令人信服的阐述；从主导文化属性的中心区域角度阐述古今浙东文化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以及教育、藏书等等方面建树卓越，指其以一以贯之的解放精神和实学追求成为中华传统精神文化中的先进代表；复从文化发生时空的长期统一性角度研究古今浙江文化，从影响文化发展的关键核心角度剖析绍兴文化，通过对不同意义上的越文化的不同定位，全面总结了越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潘著同时也从区域文化学角度科学解读了一种区域文化何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阃奥。

    这是一部创见迭出、创新品格显著的区域文化研究专著。其一，精于历史细节考证而又能小中见大。如《史记·邹阳列传》载齐人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称，“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汉书·邹阳传》记载相同，只是“越人蒙”作“子臧”。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前人观点以为，“子臧，越人，或蒙之字也”。战国时代齐国政坛有个举足轻重的“越人蒙”存在，应无问题；但此人的具体事迹从未见记载，也从未引起后世学者的注意。潘著注意到《史记》、《汉书》的记载并展开考索，将之与战国首雄确是在齐威王、宣王时代走向鼎盛，而齐威王、宣王时代最出色的政治家，直接引导齐国称雄于天下的关键灵魂人物只有一个，即以创造一系列政治佳话闻名文化史的两代国相邹忌等史实联系起来；又考察先秦以降出于中原学者之手的各种文献皆对邹忌出身籍贯讳莫如深，颇为耐人寻味，而刘向《说苑》更有“昔邹忌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髠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邹忌”等记载，在邹忌出就齐国相位之初，以淳于髠为首的稷下学派七十二人等齐国主流学者，竟然都瞧不起他，最大的原因，显然也和邹忌的出身籍贯相关。综合各方面材料，潘著断定中学语文教材经典名篇《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主角邹忌就是《史记》所载战国时代的“越人蒙”；此越人蒙应是在越国创造自己的灭吴崛起政治文化奇迹之后，先秦越地人才北上中原，帮助中原创造出新的政治文化奇迹的典型之一。这就不仅解开两千多年的未解之谜，还揭橥先秦越地与中原之间存在人才双向交流真相，而非仅有越王勾践时代对北方人才的单方面吸纳。书中关于古越族名、秦末越地人口迁徙等等问题的考证类此而更为精彩。

    其二，善于对长时段文化史事相作独立把握而又言之成理。如以往关于吴越文化或曰江南文化发展过程的考察，一般都止步于援引晋、宋两次中原文化南迁机遇为说；在有些论著里，存在着“当中国统一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浙江的文化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等看法。潘著承认中原文化南迁对越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对南宋时代越地何以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所在有全新的考察，指出越地在南宋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所在，很大程度上与南宋建都于此的特殊机遇相关，唐宋五六百年间北方的发展都被战乱拖累，越地在南宋取得全国的文化中心地位并非在同等条件下与其它区域竞争的结果，因而南宋时代越地的全国文化中心地位实际上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地位；越地成为真正全国的文化中心所在恰恰是在中原文化南迁机遇消失以后的元以降六百年，在此期间越文化（实际上包括整个江南文化）的发展出现一个明显加速趋势。何以故？应该如何把握元以降六百年空前大一统对越文化发展的推动和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意义？潘著提出一个将元以降六百年的空前大一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全新的“近世中国”史观，断言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演变，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因素出现，其肇始当在元代，元代才是中国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起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生现代转变的总历程超过六百年之久，元以降六百年的空前大一统为越文化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战略纵深和鲜明主题。此前曾有章培恒先生从文学角度提到“中国文学的近世期实始于金末元初”，“长达六百余年”，并未进行具体论证。潘著通过对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全面考察，首次正式提出和缜密论证了这一新的近世中国史观，值得学界重视。

    其三，勇于建构新的学理逻辑，实现研究方法创新。如“地理环境影响论”和“时代条件论”是一般皆知的研究区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两大基本理论，在区域文化研究中一直受到重视。但“地理环境影响论”很容易滑向机械唯物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环境决定论”，片面的“时代条件论”也很难解释同等时代条件下，何以会形成不同的区域文化面貌和区域文化个性；在具体研究对象面前，一般的研究原则、研究理念必须通过具体研究策略的创新才能发挥作用。潘著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地理观为基础，指出越地地理环境的基本格局是温带亚热带气候，陆地水资源与林业资源丰富，土地资源农耕价值高，海岸线将山区高地、平原、盆地连为一体，陆地向大海全面开放，这为越文化的发祥、壮大，提供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仅如此，潘著还把自然灾害与环境挑战纳入视野，用大量数字分析指出，越地人民在创造悠久辉煌的越文化过程中，还受到越地自然灾害的考验，经受环境灾难的挑战，自然灾害和环境挑战对文化创造主体的考验，为越文化优秀品质的形成提供了炉中烈火；潘著进而还引用大量文献，证明越地崇山峻岭和外海内河的山水环境对越地文化人格具有明显的型塑作用。这显然属对地理环境影响论相当深入的发展。潘著研究越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机遇，提出内在主体机制和外在时代机遇同等重要的文化发展原因观，则又是对时代条件论的具体化和新发展。书中阐述越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用“五元有序会一”的大视角去融摄既往各有长处又彼此轩轾的多种越文化观；又将中日史学界流行的“东亚地中海”概念修正为“东亚弯月”概念，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东亚文化圈的互动勾画出一个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考察平台等，亦均属潘著在学理建构上的收获，值得其他区域文化研究借鉴。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都是学术创新之忌；细察、通观，两全其美，观点创新又必系于学理精进和方法创新。潘承玉教授新著为这一学界“通识”提供又一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