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年谱》的怀疑与发现

    全面呈现民国“狂人学者”刘文典一生行迹的《刘文典年谱》，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37.8万字，从写作到出版，历时三年，数易其稿。

    关于刘文典，过去传说轶闻颇多，很多并无事实依据，甚至以讹传讹。在编著《刘文典年谱》的过程中，我始终要求自己坚持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用第一手材料说法，用比较材料说法，不轻易下结论，不随意定是非，注重在求真、求实的前提下尽量还原历史现场、廓清历史真相。

    一

    伴随着近年“民国热”的阅读新趋向，越来越多的渐被遗忘的民国学人被“打捞”出来。刘文典就是其中颇受关注的一位。

    刘文典，安徽合肥人，早年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等国学大师，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1917年，经陈独秀引荐，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国文教授。1927年，主持筹建安徽大学。后来，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任教，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著作行世。解放后，曾任国家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刘文典之所以成为知识界、阅读界追捧的“热门人物”，主要缘于其狂狷不羁、特立独行的文人风骨。在主持安徽大学校务期间，他曾怒斥蒋介石为“新军阀”，从而享誉民国学林，成为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典型代表，被誉为“狂人学者”。而关于他盛赞陈寅恪、怒斥沈从文、“恶评”鲁迅等趣闻轶事，更成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学人往事”，被写进无数民国题材的文章或书籍中。

    然而，从2006年投身刘文典生平研究开始，我就注意到：尽管目前关于刘文典的传说颇多，但大多相互重复甚至自相矛盾，其中相当一部分存在文学演绎的成分，比如刘文典怒斥蒋介石一事。这个事情在当时即引发全国轰动，被胡适、鲁迅等人一再写进文章，成为学坛佳话。可是，关于整个事情的细节却众说纷纭，各不相同，现在甚至有一种说法称刘文典在面见蒋介石时言语不和，“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这就有点传奇色彩了。

    事实真是如此么？编著《刘文典年谱》，这个事情肯定是重中之重，为此我重点翻查了《申报》、《新闻报》、《教育杂志》等报刊以及部分当事人的回忆文字，逐步厘清了事情的全貌：1928年11月，安徽大学学生与隔壁的安徽第一女子中学师生发生冲突，进而引发学潮。恰在此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到安庆巡视，遂召见两校负责人。作为安徽大学的实际负责人，刘文典到会后坚称此事“有黑幕”，不愿严惩学生，结果惹恼蒋介石，直斥刘文典为“新学阀”。而刘文典也不是省油的灯，回骂蒋介石是“新军阀”，遂被扣押。关于冲突的细节，《刘文典年谱》则比对大量新闻报道、当事人回忆，最后重点征引了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的文字，证实现场顶多是“刘把脚向下一顿”，而并非如同后来演绎得那样夸张。

    在关于刘文典的传说中，还有一个话题无法回避，那就是刘文典怒斥沈从文。据说，刘文典曾多次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还说有一次跑警报，突然看到沈从文也在跑，遂大声呵斥：“陈寅恪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庄子》，可是该死的，你跑什么跑啊！”这些传闻趣说，丰富着后人对于刘文典为人处事风格的理解，因而流传甚广，而且即便是在西南联大毕业生的笔下，亦不鲜见。

    但是，如果沉下心去寻找这些传闻趣说的确凿来源，却又无从查证。为此，《刘文典年谱》选用了不同的几种说法，并未妄下结论。同时，对于明确不符合实情的传闻，比如刘文典反对西南联大聘请沈从文为教授的说法进行了澄清。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西南联大讨论升任沈从文为教授时，刘文典已应磨黑盐商的邀请去了普洱，不可能发表任何言论。

    在《刘文典年谱》中，我尽力对类似的传闻或误解进行了考证或澄清，包括闻一多辞退刘文典、刘文典“恶评”鲁迅等，从材料出发，提供了一些与以往记载不同的证据或观点。

    二

    要想做好一位学者的年谱，最可靠的资料莫过于其本人的著述，尤其是日记、书信等。遗憾的是，刘文典生前并无写日记的习惯，而其与当时学人来往的书信，则由于战火频仍、时局动荡等原因大量流失，只保留了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这就给《刘文典年谱》的编著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一开始就注意搜集第一手材料。六年多来，我自费奔波千余里，先后到北京、云南、安徽等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原始文献，逐渐厘清刘文典生平中的许多“疑点”。经过初步统计，《刘文典年谱》共征引各类文献200余种。

    对于刘文典的每一段重要历史，我都尽量通过第一手材料的挖掘去印证。比如，过去的记载对于刘文典的早年生活一直语焉不详，结果我幸运地找到了1920年前后刘文典本人发表在《新中国》杂志上的两篇文章——《我的思想变迁史》、《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以及他晚年所写的《回忆章太炎先生》、《回忆鲁迅》等文章，初步勾勒出了他青年时代读书、革命的生活轨迹。而对于刘文典解放后的教学生活、思想状况，则搜集到了三份上个世纪50年代刘文典本人所写的《思想汇报》，丰富了许多细节，解开了许多谜团。

    而对于有些重要历史片段，刘文典本人并未记述，则尽力通过翻查当时学人的文字记录去理出头绪。据不完全统计，《刘文典年谱》共征引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蔡元培、朱自清、鲁迅、周作人、吴宓、顾颉刚等数十位民国学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相关记录。

    这些原始记录，真实地还原出了刘文典生活中的很多现场和细节。其中，颇值得一提的是《吴宓日记》。在厚厚20本的《吴宓日记》中，关于刘文典的记录近百处。从1940年5月起，刘文典在《吴宓日记》里出现的频率逐渐多了起来。刘文典曾到文林街上的文林堂举行多次讲座，讲演《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红楼梦》、《庄子哲学》等主题，几乎每次都是吴宓陪伴在侧。两个人互相倾慕，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学问，纵横古今，煞是快意。随着了解的深入，吴宓与刘文典的来往日益频繁。在1939—1940年的《吴宓日记》中，刘文典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到了1941—1942年的《吴宓日记》里，则已相当频繁；而等到了1943—1945年的这一段时间里，两人几乎几天就见一次面，谈谈学问、聊聊国事，一度甚至想联手发起成立云南国学研究院，并在国学研究院院长的人选上互相恭让。

    在刘文典的学术交往中，胡适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人物。过去对于刘文典与胡适往来的考量，主要凭借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和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后者共收录刘文典与胡适来往书信46通，大部分书信内容是刘文典为著作出版事宜寻求胡适帮助的。在编著《刘文典年谱》的过程中，我通过朋友的帮助，得到了台湾胡适纪念馆的支持，从他们那里的“胡适档案”中查询到更多刘文典与胡适来往的文献，其中很多是之前从未发现或发表过的。而在这些档案里，还找到了胡适为刘文典著作出版一事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的书信往来。虽然很多是只言片纸，但却体现出民国学人相互扶持、相互温暖的学术氛围。

    正因为此，《刘文典年谱》没有局限于刘文典个人，而是将眼光投向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以刘文典为线索，通过大量当事人的记录、回忆，以精细的考证、生动的笔触再现出一幅特立独行、别开生面的民国学人群像。

    三

    一直以来，关于刘文典，过去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痛斥蒋介石、笑骂沈从文等书生狂态，而一旦谈到他抗战前后的政治情怀，则被认为“脱离现实，思想消沉”，就连他的很多故交、门人都写文章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期“除了教学之外，整天躲在小屋里，读读诗词以消磨时日，甚至吸阿芙蓉以求精神上的麻醉”，将他刻画为一个只顾自我陶醉、不管民族大义的迂腐学者。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对于刘文典关注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新资料被发掘出来，而这些第一手材料则为社会公众呈现出一个面相完全不同的刘文典。我们可以发现，和大多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刘文典对日本的感情是多元而复杂的：一方面，他曾三度赴日，求学、革命、访学，在那里接触到了“近世科学的可贵”；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日本由来已久的侵略野心及行动，先后撰写大量观察日本问题的政论文章，呈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前瞻眼光和抗争姿态。

    1933年，刘文典不顾“某些位爱国志士”骂他“不应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兀自埋头赶译出了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就是希望能够警醒国人“知道日本统治者的意见、政策和野心”。任教西南联大期间，他曾到文林堂讲演《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凭借自身对于日本的多年关注与研究，向世人揭穿日本侵略者一贯的军国主义立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中国兵法中的千古良训。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身在北平还是偏安西南，刘文典除了尽心尽责上课、讲学、研究外，还专门抽出一定的时间做关于日本的演讲或写作相关的文章。

    《刘文典年谱》收录了大量刘文典上个世纪40年代先后发表在《中央日报（昆明版）》、《云南日报》等报刊上的政论文章。刘文典在这些文章中所表现出的理解深度与关注视角，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亦堪称理性独到，相当成熟。可以说，刘文典所秉持的日本观，始终是一种国际视野的日本观，而非单纯的中国视野的日本观。

    比如，1942年11月8日、9日，刘文典连续两天在《中央日报（昆明版）》上发表“星期专论”，题目很干脆：《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文章开门见山，头几句写道：“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是飞机大炮么？不是，不是。是山崩地震么？是大瘟疫、大天灾么？也都不是。我认为天地间最可怕的，就是一个‘不知道’。因为任何可怕的东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

    刘文典认为，美国之所以被珍珠港一役打得晕头转向，主要就在对于日本人的“天性慓悍”缺乏了解，“如果有战争，他必然是要先下手袭击的”。但他紧接着带有讽刺意味地风趣写道，英美固然大吃“不知道”的亏，日本所吃的大亏也正是因为这位“不知道”。

    一直以来，日本设在中国各省各县的特务机关无孔不入，将中国社会的许多弱点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认定中国是绝对无抵抗力的，所以才敢于发动卢沟桥事变。但它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各方面现在都“知道”了，因而激起了全民族的韧性弹性，绝对是征服不了的，“我们替他们设身处地的想，这有什么办法呢”！

    刘文典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要知道，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还有三年的时间！他的眼光不可谓不深邃高远。而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1944年，正当人们在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暗自欢欣的时候，刘文典却未雨绸缪地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

    按常理说，日本屡屡侵扰中国，先有甲午战争，后有侵华战争，侵占中国的土地，屠杀中国的人民，毁灭中国的文化。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孽是怎么反攻倒算都不过分的。在四十年代初的《云南日报》上，刘文典曾写过一篇《日本人最阴毒的地方》，开头就是一句，“日本人可恨，这何待多说”。与很多人仅仅因为日本人肆意杀戮大量同胞而生起的仇恨不同，刘文典认为，日本人最可恨之处，是他们除了屠杀焚掠、毁灭我们的肉体和有形的财物之外，还千方百计的要想毁灭我们中国的精神，比如主张报纸发表汉奸言论等。

    但这一次，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刘文典却出语惊人。

    他的全部观点集中展现于一篇皇皇近万言的政论文章中，《云南日报》1944年3月30日、31日两天辟出大幅版面予以刊登：

    “论起仇恨来，我们中国之于日本，真是仇深似海，远在法国和德国的仇恨之上。说句感情上的话，把（日本）三岛毁成一片白地，也不为残酷，不算过分。

    不过关于国家民族的事，是要从大处远处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我们从东亚的永远大局上着想，从中国固有的美德‘仁义’上着想，固然不可学克莱孟梭（法国内阁总理）那样的狭隘的报复，就是为利害上打算，也不必去蹈法兰西的覆辙。所以我的主张是: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

    基于这种宽大的态度，发挥我们中国固有的尚仁尚义的美德，那么，我们中国将来在和平会议上，不但不要用威力逼迫这个残破国家的遗黎，还要在伐罪之后实行吊民，极力维护这个战败后变得弱小的民族，这个民族自立为一个国家已经一二千年了，我们既不能把他根本夷灭，改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依然让他做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就应该有个待国家之道。根据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盟邦议定的大西洋大宪章，日本这个国家也应该享有他应有的权利，也应有一份资源还是要留给他的。这是此次大战远胜于前次大战的地方，也是世界政治上的一大进步。我们当然热忱拥护这一点。”

    在谈到和平条约的内容时，刘文典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意见：一是主张不向日本索取赔款；二是主张不要求日本割让土地；三是主张日本用自身拥有的文物赔偿他所毁坏的中国文物。

    如今已经无法确切地知晓当时的国人读到这一番言论时的反应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很多人看来，刘文典的这些主张与“汉奸言论”无异。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定仍然会有不少人鄙夷这种观点吧！

    不过，刘文典似乎从一开始就很坦然，赔款、割地都是中国人民以前经常遭受的屈辱，但不能因为如此就将同样的罪恶施加于战败的日本身上。这不仅是一种“以德报怨”的道德操守，更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政治情怀，“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东洋和平的基石，近日应付处理稍有失当，就会种下将来无穷的祸根”。

    唯有在国家主权、民族大义上，没有退让的可能，特别是在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上。在这篇极力主张“宽大对待日本”的专论中，刘文典写道：“我们早已昭告天下，绝无利人土地的野心，更不想征服别的民族。所以战事终了之后，我们只要照我们的古训‘光复旧物’、‘尽返侵地’，就算完事，绝不想索取日本的领土。况且日本原来自有的区区三岛，土地本也无多。他的本土三岛，我们纵然一时占领，也无法享有他的土地，很难治理他的人民。论势论理都不必要日本割地给我们的。但是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的，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

    琉球，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中国古史。《隋书》中即有《琉球传》。“自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太祖朱元璋遣杨载出使琉球，琉王察度对明朝称臣，开始向中国朝贡，历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成为属邦。” 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王国属于日本的“内藩”，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不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正式侵占琉球。1879年3月30日，日本将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置琉球为冲绳县。中国从未在国际法上承认日本窃取琉球主权的合法性。

    后来的历史证明，刘文典的观点是理性而颇具远见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对待这个战败国没有“穷追猛打”，果然采取了宽大的态度，没有要求赔偿，更没有要求割地。唯一遗憾的是，蒋介石政府由于各种现实的考虑，没有据理力争解决刘文典一再强调的琉球主权争端问题，果真应了刘文典的那句话，“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

    如果说《刘文典年谱》还有一些价值的话，我觉得，这些第一手材料的最新发掘和公布，可能会给学界深入了解、研究刘文典及其同时代的民国学人提供些许的资料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