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寿

    今年是侯仁之先生的百年华诞，“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到百龄，更是稀之又稀，古代称为“人瑞”。

    侯仁之先生生活的这一百年，并不都是在和平安祥的时代中度过的，而是在中华民族几度危亡、频经动荡的年代里。侯仁之先生经历过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日本侵略军统治下的汪伪时期以及解放后的前17年、“文革”时期和攺革开放的时期。每一时代的变换都会对个人的命运产生影响。他坐过日本宪兵的牢，又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人间炼狱”；特别是经历过“文革”及前后长达20年的冲击，几次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体验过平常人难于忍受的人生苦难，终于将迎来今年12月7日他的百龄华诞。

    他为什么能这么长寿呢？“仁者寿。”“仁者爱人”，“仁者”对学生、对事业、对生活始终执著地爱。这是他能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

    侯先生有很多学生，每一个学生与他的交往都有很多故事，如果写出来会很动人。我只是先生众多学生中平凡的一个，但我的片断回忆常常能勾起不少人温馨的怀想。

    回想“文革”结束的197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侯仁之先生，与先生的第一次谈话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事情是这样的：1977年3月初，我当时在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地理组做教师，教授“世界地理”课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下达了全国各省调查研究和编写“农业地理”的科研项目。我参与《云南农业地理》的研究,到北京出差，住在科学院中关村招待所。北大中文系王瑶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昆明五华中学教过书，该学校是我父亲于乃仁捐资兴办的，叔父于乃义曾一度代理过该校校长，所以王瑶与我父亲、叔父是好朋友。他得知我到了北京，就一定要我住到北大未名湖畔镜春园76号他的家里。晚饭后闲谈，他问起我对什么学问感兴趣，我说对历史地理有兴趣。王瑶先生说：“我们北大有全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我查一下他的住址,你是否可以去拜访、请教？”我听了很高兴，第二天（3月12日）下午，王瑶和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穿过未名湖畔的南阁、北阁，往南到了燕南园，王瑶指了一下61号的门，让我去敲门，他就回家了。

    可是侯先生不在家，他最小的儿子接待了我。我说自己对历史地理感兴趣，希望求得侯先生的指点。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就留了科学院中关村招待所的地址。我还留下了随身带着的自己写的《滇池地区历史地理》及研究徐霞客的论文。哪知第二天侯先生就骑着自行车来中关村招待所找我，可惜那天我却到科学院去了，让侯先生扑了一个空。侯先生留下字条说：

    于希贤同志：

    来访失迎为憾。这两天较忙，如果对您方便,可否在本星期五晚七时半左右，或星期六早上八时左右，到舍下一叙。如果这两个时间都不合适，届时打个电话给我，另约时间如何？上述两天中我都可以在家，盼择一来北大燕南园61号一叙。(电话：282471-3713，公用电话传呼)

    顺致

    敬礼！

    侯仁之    三月十三日

    星期六早上8时，我到侯先生家里去了。一开始有北京市园林局的四位同志先我来访侯先生，侯先生便对他们说：对不起，今天是约好了昆明于君有要事相商，我们另约时间再谈好吗？园林局的同志走后，侯先生对我介绍他是如何研究北京历史地理与沙漠历史地理的。其想象力之丰富、思路之开阔，洪钟般的声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北京、西北沙漠的历史地理我没有做过工作，一无所知，不能对话交流。我介绍滇池历史地理，侯先生说昆明他仅出差去过一次，时间很短。彼此没有共同的话题，不一会儿，我已经坐不住了，就想起身告辞。

    他突然把话峰一转，说：“你送来的论文中，有研究徐霞客的。文中谈到徐霞客与李卓吾有联系。徐霞客和李卓吾真有联系吗？”我回答说：“直接的联系还未找到文献记载，但徐霞客到云南就要寻找陶挺、陶拱，这二人是云南著名学者，属于泰州学派。徐霞客与泰州学派的陈继儒、黄道周关系很密切。陶挺、陶珙都是李卓吾最得意的学生。间接的关系应该是有的。”侯先生不相信我说的话，于是他爬上书架，找出《徐霞客游记》，让我翻出徐霞客寻找陶氏弟兄的记述，我就一处一处翻出原文让侯先生看。侯先生要我写成书面文字以后寄给他。我照侯先生的意见办了，后来他出版《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这封信题为“于希贤来信”，作为附录收入书中。

    此时，话题谈开了，大家都很高兴，便无拘束了。解放后地理学界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两大类，取消了人文地理。这种“二元论”的地理学认为：自然地理受自然规律支配，属于自然科学；经济地理受社会发展规律支配，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根本上是受阶级斗争规律支配。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绝无可通之处的。这与中国古代司马迁“以天道质人事，以人事观天道”的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相违背，我对当时这样一个“二元论”地理学模式的学科体系进行质疑，提出“统一地理学”的设想。哪知道侯先生早有此想法。他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历史地理学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发展交叉学科。只有发展交叉学科才会有历史地理学的新生。后来，我和尹均科都是地理系出身的到考古系学了三年考古学，唐晓峰是考古系出身的到地理系学了三年地理学，就是贯彻他对历史地理学的这一创新思想。

    我们谈得很开心，我一看时间，已到中午1点多钟了,彼此都忘了吃饭。侯先生家也没有人来。我赶忙起身告辞。刚走出门，侯先生又把我叫了回去，他问我：今后如北大有进修机会，你想不想来北大进修？我回答如有进修机会，那是再好不过了，当然愿意来。于是侯先生要我留下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再次告辞出来，走到门外，侯先生又一次追出门外，把我叫了回去，详细问了我的爱人在哪里工作，小孩有多大了，并要我写下来交给他。

    我离开北京即赶赴上海参加“世界地理”学术会议，会完了以后，回到昆明，爱人沙露茵到火车站接我。我一下火车，她第一句话就问：“北京大学发调令来调你我到北大工作,这是怎么回事？”我听了也感到意外，回家再到系里才拿到侯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

    我己数次向校领导提出，请准予你报考历史地理的研究生，昨天才通知我说年龄限制一关卡得很紧，因而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直接把你调來北大工作，我当即表示同意。目前地质地理系已决定分为地质和地理两个系，在地理系中正筹建历史地理研究室。亟望你能调來参加这个研究室的工作。现在赶写这封信，征求你个人的意见。同时也希望你了解一下昆明师范学院是否可以同意你调來北大？或需要做那些工作以取得师院领导上的支持？(这和报考研究生不同，报考研究生所在单位不得阻止，调工作就不同了。)我认为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调来北大并非教课，而是参加历史地理的科研工作，是学有专长的人员归队的问题，研究室是要承担国家的科研项目的。你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上所表现的能力，我认为已超过一个普通研究生的水平，可以直接参加重要的科研项目了。我原想在你研究生学习期满之后，即留北大工作，这个比较容易办到。现在校方既已提出可以直接调来参加工作，当然更好。关键问题：（一）怎样做到昆明师院同意；（二）怎样考虑把爱人和孩子一齐调来（这一点更难办一些，但不是全无希望）。……见信后，请你把自己的想法以及对师院领导意见的估计，很快函告我。(此信寄上海怕你收不到，故仍寄昆明)

    敬礼！          

    侯仁之  二月廿日午。

    北大发调令到昆明师院，昆明师院就是不放人。我百般无耐，又写信告知侯先生。侯先生1978年3月15日回信如下：

    三月九、十日两信都已收到。据了解为您报考研究生的事，学校曾备函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已口头答应准予超龄报考，因此才正式通知您报名。见信后请即办理报名手续。来信说“立足于考”这就很好。……先通过研究生的学习，期满留校，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届时再按照解决两地关系(夫妇在两地工作的)办法为露茵同志在京安排工作，把两个孩子一齐带来就比较容易办了。……三月十四日

    当时教育部规定研究生报考年龄是35岁以下，我已37岁，报考研究生结果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来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兼做侯先生的助手。

    1978年至1981年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侯先生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有一个暑假，妻子带着五岁的大女儿来北京探亲，本来我们想住研究生宿舍，侯先生知道了,请我们全家到燕南园61号吃饭，酒席招待，完了要我们住到他在蔚秀园22楼的家里。我们一住就是一个假期，侯先生住的房间在我们房间的对面，我每天眼看着清晨4点钟,侯先生房间就亮灯了。他起床工作了。那时侯先生已年过七十。到6时左右，侯先生又关灯休息一会儿， 7时侯先生正式开门出来洗漱，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露茵探亲假满回昆明之前，突然看到我们的床上整整齐齐地放着新被单等礼物，侯先生留下字条：

    希贤：

    这条被单请给孩子用。兰被套也可以取下来作被单用。

    我们没有给老师送过任何东西，侯先生反给我们学生送东西，足见老师对学生的一片爱心。我们内心十分惭愧。

    三年毕业了。填写毕业分配志愿书，侯先生把我叫到他家，我刚坐下来，他就问我准备如何填志愿？我因为领导动员每个毕业生时说，“不要讲条件，要服从分配”。我便回答说：“我准备填服从分配。”没想到侯先生一听，立即大怒，一拍桌子，猛地站立起来，说：“不行！不行！必须三个志愿都填上：北京大学地理系历史地理教研室。”这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侯先生从来没有对我发过火。他发着火，又说：“你是怕我没有能力把你爱人调來北京吗！”我吓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要我当着他的面把志愿书填好，这才平静下来，放我走了。

    1985年8月，我的两地问题解决了。我到昆明去接妻子、孩子赴京。一回到北大29楼我的宿舍门口，住在对面的韩达人同学就告诉我说：“今天，侯先生跑了三次了，见你们还没有来，门关着。他在你的门上贴了一个条。”我一看，条上写着：

    希贤同志：

    顷得来信，欣悉全家同乘飞机来京，但不知确在何日，搭何班机于何日到达。不能前往机场迎接。

    到校后，不论白天或晚间都请先送露茵同志和两位小姐到燕园小息。用便饭，然后你先到22楼整理房间，待就绪后，再接露茵母女三人回22楼。千万！千万！我在舍下相侯。

    侯仁之  23日下午。

    我常想，我与侯仁之先生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侯先生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我想到侯先生常讲的一句话：天上的飘飘的白云，要集聚起来，才会形成雨滴、落到人间，才能滋润大地。

    我到北京大学，跟在侯先生身边已有三十多年了。侯先生对历史地理学做了些什么工作呢？他花了很多精力把我从昆明调进北京大学，第一件事就是改变以往的学科建设中把历史地理仅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性质，而变成地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要在地理学科、地理系里建立“历史地理研究室”，其实质是使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走“经世致用”的学术道路。他的努力今天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还记得1978年10月，我们承担的“芜湖城市规划”完成，芜湖市政府邀我们到黄山参观游览，这一年侯先生68岁，他兴致蓬勃地跟我们爬天都峰、看黄山云海，一路上给我们讲述他人生中有趣的故事，常引得我们哈哈大笑。兴致高时他放声唱起歌来，他浑厚的男中音，声音很大，空谷传响。当走到观“梦笔生花”的一处平坦的山面上时，他突然抬起头来，看到山上10月间己有红叶，侯先生叫我：“希贤，你个子高，帮我採一片红叶。”我採了一把红叶给侯先生，他精心挑选了一片，小心地夹在随身携带的书里，会心地笑了。我们当时不知道侯先生为什么那么珍爱这一片红叶。回到北京，我去他家，在书桌上看到他写给爱人张玮瑛先生的信封，那片红叶就从信封口半露出来。我这才明白，侯先生在人生机会不多的游览天下黄山美景之时，心里还在思念着自已的爱人。他迫不急待地把这“一叶一世界”“传相思”的黄山红叶，寄到张先生身边。他就是这样一位心里一直有着甜蜜爱情、热爱生活的人。

    侯仁之先生对事业执著的热爱，对学生、对家人、对自然都“爱”在其中，一有机会就全力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是他“仁寿”慈心的体现。他具有了这种“爱心”，那许多年月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几次临近死亡的威胁、人生的利害得失，早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心底无私天地宽，为善最乐，上善若水,侯先生怎么能不长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