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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年2月间，作家施蛰存在旧书铺得到一部明代初臞仙刻本的《琼琯白玉蟾集》。在其中，他读到这位“紫清真人”白玉蟾赠黄心大师的一诗一词，引起了他的兴趣。其中词的题目为“赠豫章尼黄心大师”。“豫章”即今南昌；“尼”，“尼姑”也。意外的是题目下面，注了一句“尝为官妓”。官妓而为尼，而为“大师”，这其中定然有许多曲折，可惜，除此诗词外，施蛰存并寻不到更多相关资料了。词是以“满江红”词牌填写的。内容如次：
豆蔻丁香，待则甚如今休也，争知道本来面目，风光洒洒。底事到头惊凤侣，不如亸脱鸳鸯社；好说与几个正迷人，休嗟讶。
纱窗外，梅花下，酒醒也，教人怕，把翠云剪却，缁衣披挂，柳翠已参弥勒了，赵州要勘台山话，想而今心似白芙蕖，无人画。
读到诗词，施蛰存便想搜寻一点背后的东西。可翻了多种书，却找不到这位“黄心大师”的任何资料，只能凭着这一诗一词的辞气进行揣测……干脆，借此写成一篇小说。于是他便开始小说创作，写作非常顺畅，整整用了两天时间一气呵成这篇一万三千多字的《黄心大师》来。
二
虽然引子只是两首诗词，可小说却写成曲折生动的故事。主人公黄心大师，施蛰存为其设计为俗姓马，出生在贫寒的读书人家。父母将她如玛瑙一般疼爱，闺名便叫“瑙儿”。后来长大，“性气不好”，人们便叫她“恼儿”。后来堕入勾栏，就用“恼娘”作了花名。
瑙儿母亲怀孕时，性子变得非常急暴，可听到丝竹管弦声音，就神往起来。瑙儿出生，请一位老尼开解关煞。老尼说，这小姐自有来历，可惜不免到花花世界走一遭。
到了七八岁，瑙儿天资聪颖。几年间，将父亲教的四书五经熟读如流，作文更常常有新颖的意思。此外，她天赋音乐才能，一般曲子或乐器，随便摆弄几下就熟能生巧……可惜，在13岁时死了父亲。到了16岁，母亲无力照应，便将她嫁了一个商人做后妻。后来丈夫犯事，本应死刑，却终于“籍没家财，发配岭南”。瑙儿送行，不悲不喜，只是一句：“不要愁，都是数。”她自己，却被人用“一乘锦舆”，载入了审判其丈夫的南昌知府后堂。
几年过去，占有瑙儿的南昌知府犯事，被“正了典刑”，瑙儿与其他妻妾被发为官伎。在这里，虽然平时她仍大都颦眉蹙额，可一遇歌场舞席，便“精神抖擞”，不能自已。数年后，因为醉酒客人用了白居易“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句子，恼娘憎忿之余，便拿出私房钱，向官里求准了“落籍”（从簿籍中除去姓名；旧时亦称妓女从良），买了“度牒”（官家发给和尚或尼姑的身份文件），到城外妙住庵披剃为尼。
由于其出家来得突然，引起纷纷议论。那位紫清真人白玉蟾这时路经此地，便作了一首七律为赠：
如今无用绣香囊，
已入空王选佛场。
生铁脊梁三事衲，
冷灰心绪一炉香；
庭前竹长真如翠，
槛外花开般若香；
万事到头都是梦，
天倾三峡洗高唐。
瑙儿到了庵里，被赐法名“黄心”。后人称“黄心大师”。其师太赐其法名后，又立即让她继承衣钵后圆寂。一时间，妙住庵香火日盛。此时，黄心大师发愿：铸一口四万八千斤精铜的幽冥钟。后幸得一人捐助。可几番浇铸，均不能成功。后黄心大师识出捐助之人系自己前夫茶商，在第九次浇铸之日，于铜液灌入模型之际，跃入火炉……巨大幽冥钟终于铸成。后来书中记载：“师舍身入炉，魔孽遂败，始得成冶。”
笔者之所以略加介绍该小说，一因其较少转录，再因这篇虚构作品后来为人误以为真，并被采纳入史。若不大致了解，便不能留下相对深入印象。
三
这篇小说，之所以后来引起了读者误会，还与施蛰存当时写作的笔法有关。略知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都熟悉，施蛰存一直被视为现代小说写作的先驱之一，有人定他为“新感觉派”（施本人并不认可），可见其思维和写作的“洋化”。其实从施蛰存的小说创作看，他的文字是不断调整的，由此可知当时先驱者并无后来研究人那么多框架束缚。《黄心大师》写作之时，施蛰存正想在文体上做一点新的实验，“我不能不承认从前曾经爱好过欧化的白话文体，因为多数从事新文学的人似乎都感到纯粹中国式的白话文不容易表现描写的技巧。但因为近来一方面把西洋小说看得多了，觉得欧式小说中的一部分纯客观的描写方法……有时竟未免使读者感觉到沉重和笨拙——可以说是一种智慧的笨拙；一方面又因为重读唐人传奇，宋人评话以至明清演义小说，从此种渐渐地觉得它们也有一种特点，那就是与前后故事有谐合性的叙述的描写，易言之，即寓描写于叙述中的一种文体。”有鉴于此，施蛰存便有意想“实验着创造一种纯中国式的白话文。”也就是将中国旧有的评话、传奇、演义诸种文体融合，用这种理想中的中国式白话文来写新小说。这篇《黄心大师》，从文字、文体运用上看，可算是旧瓶原料回炉烧出的一只新瓶。
小说写成后，正巧朱光潜创办《文学杂志》，向施蛰存征稿，他便将《黄心大师》寄去，于当年6月1日在《文学杂志》第二期发表出来。朱光潜对此小说颇为欣赏，在“编辑后记”，他特别称赞：“近来小说作者大半都受了西方的影响。在技巧方面这固然促成很大的进步，但是手腕低下者常不免令人起看中国人画的‘西画’之感。施蛰存先生的《黄心大师》很有力地证明小说还有一条被人忽视的路可走，并且可以引到一种新境，就是中国说部的路。施先生的作风当然也有西方小说的佳妙处，但是他的特长是在能吸收中国旧小说的优点。他的文字像他自己所说的，是‘文白交施’，但是看起来比流行语言还更轻快生动。读许多人的小说，我们常觉得作者是在做文章；读《黄心大师》，我们觉得委实是在‘听故事’，而且觉得置身于‘听故事’所应有的空气中，家常，亲切，像两个好朋友夜间围炉娓娓谈心似的。”
四
从这篇小说创作过程及内容可知，作品除去引用白玉蟾的一词一诗，其余完全虚构。可是，由于描写的逼真，竟令一位认真的读者误会是一篇实录，并被整理运用，写入一部“比丘尼传”中。这是作者完全不曾料想到的。
施蛰存知道此事已是《黄心大师》发表近十年后的1946年。抗战结束后，施蛰存由外地回到上海，在上海出版公司编过一段半月刊杂志《活时代》。几个月后，该杂志废刊，他便应江苏学院邀请去徐州任教。就在此时，施蛰存接到家中转去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他并不认识的震华法师写的：
“余有志于佛教史之研究，迄今已达念年之久，曾编有佛教人名大辞典史书数种，以事变后印刷奇昂，致未付印。忆丁丑夏初，阅读学生杂志（按此是和尚误记），见有《黄心大师》一文，知先生亦有志于史学之研究。该文中之引言谓‘北平某藏书家庋有明钞本比丘尼传八卷’，当时见阅之下，恨不能乞为介绍借阅。余所编之《续比丘尼传》数卷，常抱憾未得将该书广作参考。迄今时隔九载，犹每为忆及。”
接下，震华法师感叹中国佛学史研究中的困难，以为“佛教史中以文献不足，比丘尼史更难着手。”所以，他希望施蛰存能将其作品中描写的某藏书家的明钞本“比丘尼传”借出：“不慧深恐古德幽光，永其沉埋。拟请先生代为转请该藏书家代为钞录惠寄。”
原来，施蛰存在写小说时，为了渲染黄心大师情况的真实，虚构了在一个藏书家那里看到了无名氏著《比丘尼传》十二卷的明初钞本残帙，以及明人小说《洪都雅致》二册……并且煞有介事地从中引出若干“黄心大师”相关记载。这在写小说是再正常不过。可是震华法师却完全当真了。他认为世上存有这么一部明初钞本的“比丘尼传”，故此希望施蛰存能转请该藏书家“代为钞录惠寄。”为了表达自己获得此钞本的心情，震华法师不仅准备了钞录时的“笔资”，“当为负责汇奉”。还周全地考虑，说藏书家若以为麻烦，他可以托请在北平的友好前往“代为传钞”云云。总之，“事关发扬古德懿光，当能慨允勿却。”
此信是震华法师在病中所写。写成后即命两个弟子执信去见施蛰存。施蛰存此时正在徐州，没有见到。这在施蛰存，是“幸而”不在，否则真不知怎么当面回应震华法师所坚信不疑的“钞本”。
从震华法师来信还知道，他还将“拙作”《续比丘尼传》也送了过来，“请予指数”。当时施蛰存想，他大约不会将“黄心尼”的情况编录进这部书里，因为他还在等那部并不存在的“明初钞本”；按信中所说，震华法师所编《佛教人名大辞典》应该没有付印。施蛰存希望他知道这一切后，可以将“黄心尼”的名字和事迹从他编著的典籍中删除。
抱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施蛰存就没有给震华法师回信。
到了秋天，他应暨南大学中文系聘请，回上海任教。在家中，他看到了震华法师赠给自己的六卷三册《续比丘尼传》，在第二卷上赫然收有一篇南昌妙住庵黄心尼传，其中内容完全按照施蛰存虚构小说写成。在卷尾由震华法师弟子写的跋语里，还记述了师傅对于那部“明钞本比丘尼传”的惦念：“如能设法借的，余书将改制也。”
看到这样的结果，施蛰存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当时他本想到玉佛寺去解释，可又觉着难以开口。虽然自己无意欺世，结果却让他“深负歉疚”，故此“踟蹰不敢”，便拖延了下来。
第二年（1947）3月，在报纸上得知太虚法师逝世的消息，在附后的太师遗墨中，有一幅是为震华法师写的封龛偈。由此，施蛰存才得知震华法师已经圆寂。事情至此，这位佛学著书者当然无法获知那小说中所谓“明钞本比丘尼传”以及明人小说《洪都雅致》云云全不存在；也不能知道在自己的典籍著述里掺进了虚构的材料。对于逝者和小说作者，这有些难以接受。可事情到这一步，进退都无从谈起。后来施蛰存表达过，以为这样或许可以“让他安息在佛国，确然永远怀着一个希望，但至少他无所失望。”
震华法师在赠给施蛰存的《续比丘尼传》上，写有这样的题字：“蛰存先生惠存，编者病中书赠。”可见其诚。可是，这却使施蛰存郁闷不已。他写了一部好小说，对中国现代小说文体发展的探索不无意义，却无意间骗了一位真诚的信徒。后来他曾说：“我以为，这是我的小说所铸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对于震华法师，他“负着一个永远的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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