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到画：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思路

    徐复观著《中国艺术精神》一书，问世于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部有着多方面重要价值和影响的学术名著。由于海峡两岸的长期阻隔，这部书在问世20年后方为内地出版界与学术界重视。198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在沈阳出版该书的简体横排本，成为内地出版的首部徐复观著作。进入21世纪后，又有不同版本的《中国艺术精神》在内地相继出版：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新的简体横排本；2002年，笔者编五卷本《徐复观文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第四卷即《中国艺术精神》；2009年，这套文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第四卷仍为《中国艺术精神》。现在，商务印书馆又将《中国艺术精神》纳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这将使内地读书界和学术界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这部书，由之而深入了解徐复观的思想建树与学术成就。

    徐复观对现代新儒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开展作出了独特的思想贡献。他一方面认同熊十力所开启的现代新儒学的心学路向，认为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不赞同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诸师友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形上追求，认为他们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弄颠倒了，对孔子毕竟隔了一层。因此，他无意致力于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而力图于中国传统的哲学、史学、文学、绘画中发掘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并使之再生于当今世界。这就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文化哲学和中国文化观，并从中阐发了他的新儒学思想。

    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为“心的文化”，在于中国文化认为人生价值的根源即是在人的自己的“心”。中国文化所说的“心”，不是外在于人、超越于人的形上之物，而是人的五官百骸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所说的“心”，是与人的具体的生命存在、生命活动分不开的，是通过人的具体的生命存在、生命活动呈现出来的。因此，由“心”所产生的人生价值，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道德、宗教、艺术、认知等活动之中，由这些活动、工夫、经验具体地体现出来；特别是在道德领域与艺术领域，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成就。正是这样，要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弘扬它的人文精神，就必须深入到中国文化的道德领域与艺术领域，考察其历史，探索其源流，对其中所蕴含的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加以阐发。《中国艺术精神》，正是以这种对“心的文化”的理解为出发点的。

    在徐复观这里，所谓艺术精神，是指艺术的创作者在艺术创作中所赋予艺术作品的主观生命跃动以及所产生的精神境界。在他看来，艺术作品既不是纯主观的，也不是纯客观的。艺术的创作者把主观生命的跃动投射到某一客观的事物上面去，借某一客观事物的形相把生命的跃动表现出来，形成晶莹朗澈的内在世界，这就是艺术的精神境界。因此，不仅未为主观所感所思的客观事物，根本不会进入艺术的创作范围之内，而且艺术的创作者的人格修养和理想追求，对客观事物的价值或意味的发现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使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跃动有不同的层次，使艺术精神有不同的境界。不仅在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由于文化的巨大差异，其艺术精神呈现出迥然的不同；而且就是在中国人之间，由于人格修养和理想追求不尽相同，其艺术精神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别。

    徐复观认为，中国人在艺术精神上的诸多区别，如果穷究到底，可以概括为孔子和庄子所代表的两个典型。这是因为：中国只有儒道两家思想，由现实生活的反省，迫进于主宰具体生命的心或性，由心性潜德的显发以转化生命中的夹杂，而将其提升和纯化，进而落实于现实生活之上，奠定人生价值的基础。所以只有儒道两家思想，才有人格修养的意义，并使这种人格修养的作用成为文学艺术的根基。而具体地看，孔子和庄子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又呈现出两种典型性格。由孔子所显发出的艺术精神，是道德与艺术合一的性格；由孔门通过音乐所呈现出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即是善与美的彻底谐和统一的最高境界。由庄子所显发出的艺术精神，则是彻底的纯艺术的性格；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上是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画家及画论家，常常在若有意若无意之中，在不同的程度上，契会到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孔子所奠定的儒家艺术精神才是“为人生而艺术”，由庄子所奠定的道家艺术精神则是“为艺术而艺术”，可以说，唯有“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正统。但儒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立足于仁义道德，需要经过某种意味的转换方能成就艺术，没有这种转换便不能成就艺术，而更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则是庄子的艺术精神。对庄子的艺术精神进行疏释，是徐复观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的画龙点睛之笔。

    徐复观进而通过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绘画史圆融于一体的考察，对庄子的艺术精神的深远影响作了深入论析。他指出，庄子的艺术精神，特别是在绘画方面，通过魏晋玄学的影响，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而魏晋玄学的影响，是通过人物画与山水画两方面表现出来的。

    在人物画方面，由于玄学的开展使魏晋时代的人伦鉴识在无形中由政治的实用性完成了向艺术的欣赏性的转换，玄学、尤其是庄学成为人伦鉴识的根柢，因此当时的绘画主要是通过所画人物之“形”呈现所画人物之“神”来表现其意义、价值。晋代顾恺之提出的绘画在于“传神写照”的议论，最能够代表这种由人伦鉴识而来的人物画的美的自觉。此后，“传神”成为了中国人物画的不可动摇的传统。谢赫六法中的所谓“气韵生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气韵”代表了绘画中的两种极致之美：“气”实指表现在作品中的阳刚之美，“韵”实指表现在作品中的阴柔之美。这两者都是人的生命力的升华，因而能够“生动”。“气韵”也就是人物画的“传神”的“神”。由于“气韵”观念的提出，使得人们对于“传神”的“神”更易于把握，更易于追求。

    在山水画方面，则最直接、深刻、鲜明地体现了庄子的艺术精神。中国从周初起，随着人文精神的最初跃动，自然界中的名山巨川便从带有压抑性的神秘气氛中逐渐解放出来，使人感到这些自然景物对于人的生活确实有一种很大的帮助。而道家更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庄子尽管为使人能安住于人间社会费尽了苦心，但最后仍不得不归结于无用之用，而无用之用只有遗世而独立，即只有生活在自然界中才可能做到。由于山水是未受人间污染的世界，其形相又深远嵯峨，易于引发人的想象力，也易于安放人的想象力，因而最适合体现庄子对精神的自由解放的追求。因此，按照庄子的看法，自然之美比之人自身之美，更能体现出绘画作品中的“神”与“气韵”。这就使得自然的山水成为了审美的对象、绘画的对象，促使中国古代绘画由人物画转向山水画。中国画由重人物转向重山水，是以魏晋时代作为转折点的。山水画的出现，乃庄学在人生中、在艺术上的落实；而只有当中国艺术走向自然、归于山水时，庄子的艺术精神也才真正得以落实。这是山水画得以成立并于宋代后成为中国绘画主流的根据。

    通过以上论析，徐复观实际上揭示了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精神所具有的美学的和艺术的双重意义。这两重意义是相联系的。以庄子为代表的艺术的人生境界，以其独特的形式，凸显了对自由的祈向和追求，实质上抓住了美的本质。这种对自由的祈向和追求，难以在现实世界中安放得下，只有转向自然界，从而促成了作为中国艺术骨干的山水画的发展，从美学的意义中又开出了艺术的意义。在这种艺术的人生和艺术的创造中，主体与客体、人间世与自然界、“成己”与“成物”都有机地融合起来了。这是中国艺术精神的特点。

    在徐复观看来，在庄子的艺术精神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画，不仅在历史上有其伟大的成就，而且在现时代中仍有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于，中国艺术精神所成就的中国绘画，所体现的人生境界，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性格，呈现出鲜明的不同。中国艺术精神的这种寄意自然、玄远淡泊的境界，无疑与现代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以及由之而来的激烈的竞争、变化，处于两极对立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庄子的艺术精神及其中国山水画，在现时代就失却了实际的意义，仅仅只能作为思想史和艺术史上的古董。徐复观颇有感慨地说：“专制政治今后可能没有了；但由机械、社团组织、工业合理化等而来的精神自由的丧失，及生活的枯燥、单调，乃至竞争、变化的剧烈，人类还是需要火上加油性质的艺术呢？还是需要炎暑中的清凉饮料性质的艺术呢？我想，假使现代人能欣赏到中国的山水画，对于由过度紧张而来的精神病患，或者会发生更大的意义。”在他看来，中国的山水画就是一支对“现代文化的病痛”具有很好疗效的“镇痛剂”，对今天和今后的人类生存仍然有着积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主要由《自叙》与正文十章构成。正文第一、二章，分论孔子与庄子的艺术精神；正文第三至十章，则由庄子的艺术精神出发，从思的世界进入画的世界，在中国的绘画与画论中展现这一艺术精神；《自叙》则表达了本书由心到画的思路及中国绘画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