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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方“舶来”的，仿佛赓续数千载、经济文化发达先于西方的华夏文明中并无“经济”；或忽视儒学与经济的共存史实，用“讳言财利”一言以蔽之。其实，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经济思想，许多学说理论领先西方影响世界。
毋庸置疑，从中国传统或古典的经济学说到近现代经济学，经历了漫长的积淀、引入和转型过程。民国时期就是关键阶段，这也是我国近现代经济学术体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唐庆增就是颇为典型的一位。
一
唐庆增（1902—1972），1920年留美，1923年获经济学学士；后入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获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历任上海商科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经济学教授及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经济系主任。他与马寅初等都是中国经济学社骨干，并主编《经济学季刊》，在当时经济学界颇具影响。1949年以后，他长期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72年逝世。
唐家世代书香，其父唐文治是著名国学大家，也是近代教育先驱，并参与晚清商政变革；其兄唐庆诒、弟唐庆永均留洋归国，献身教育及银行业。唐庆增家学渊源深厚，加上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故能学贯中西以传播西学创新本国经济学术为己任，《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就是其代表作，其他的学术旨趣与成就大抵如下：
首先，普及经济学知识，促进经济学术转型。他归国次年即1926年发表《经济学中之算术学派》，被认为是“我国最早介绍数理经济学的文章”。他的《国外汇兑》、《国际商业政策史》等书及多处演讲《经济学之基本观念》、《研究经济学之方法》等，凝聚其介绍西洋情况和培育国人研究经济学之苦心。他治学突出中外比较，撰文《中国儒家经济思想与希腊经济学说》、《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比较》等；在学理方法等方面，也发表了许多著述颇多新见。
其次，鼎新本国经济学学科建设，推动各类经济学教育。他提出“经济科为立国之本”，力主设立“中国化的经济学系”，先后撰《大学经济课程指导》、《改造我国大学中经济课程刍议》等；同时强调在大学以外普及一般性经济学教育，写出《经济学概论》和《经济学自修指导》等，以提高国民的经济学素养。在教学方法及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方面他也提出新说，其贡献被称为对“经济学移植”进行理论探讨。
再次，推崇古典学派，主张自由发展中国经济。他先后发表《亚丹斯密原富与马尔塞斯人口论版本考证》、《马克斯经济思想与中国》等，影响较大的是《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提出“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与一般坐而论道不同，他还论析《中国工商业何以不能发达》、《中国经济建设之障碍》等，佐证其学术主张；与一味主张用西方的办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也不同，他力主汲取中国历史经验，发表《从历史上以观察我国今后应采之经济政策》等文。他治中国经济思想史不仅蕴涵理论期许，也为解决实际问题。
此外，拓宽国人的国际视域，呼唤学者的爱国热情。唐庆增不仅强调重视历史，而且倡导拓展视域关注国际情势。1928年他出版《中美外交史》，较早论述中美外交问题，提示国人应“自图振作，勿信任他国过甚”； “九一八事变”后，他刊出《唐庆增抗日救国言论集》，指评时政慷慨陈辞——“我国内政不修，外侮侵凌……吾侪书生，既不能上马杀贼，与强敌周旋于疆场之上，退而以毛锥，致力于监督政府、唤醒民众”；抗战胜利后，他发表《战事损失的统计》，提出损失估算的具体办法，有理有据地向侵略者索赔。
二
唐庆增治学超越技术分析与实际应用而重在理论创新，故得以理论经济学家著称，为时贤所高度肯定，称之“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本人则言“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他为创新中国经济学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强调“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 1928年他在上海交大开中国经济思想史课，便撰写《中国经济思想史》，其“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通过教学完善科研，1936年交商务印书馆“古代之一部分，先行付梓”，即本书标“上卷”之由，可惜再无后续！
唐著植基的土壤——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肇端期。强盛国力发展经济的需求和经济学的传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实业发展与理论创新，“海归”学人成为我国经济学术转型的中坚，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应运而生。主要标志一是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二则是多所大学开设此课程，此前均不曾有。
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文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大概是1923年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6年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较系统，是其“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唐著问世前大致有十余种书刊行，此后逐渐多起来，较有影响的如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等。据我积累统计，1949年前约有五百余篇相关论文发表，绝大部分在1925年之后。最深入系统的还是唐著，其问世可视为本学科的创立标志。大学开课证明本学科基础知识的定型化和体系化，前述南方一些大学外，北方也类似。如侯外庐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又说他“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
日本学者大抵同时也开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如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等。田岛1894年即发相关论文，后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授中国经济思想史，或系当时海外仅有。
三
唐著共分十编，首尾是“绪论”和“结论”，其余分述：老孔以前之经济思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及其他各家、政治家与商人、史书与经济思想。前有马寅初等三序与自序，后附参考著述。时贤三序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光辉灿烂颇值研究，要整理国故以创新中国经济学，惟唐庆增可当此大任。的确，他是当时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学科研为时长、成果多且系统深入的学者，唐著亦是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公认为1949年前的代表作。我认为主要依据有三：著者独具担负此任的学识与功力；整理和运用史料最丰富、结构体系最严谨并且篇幅最多；理论建树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对本学科的界定、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规范等方面，从而在系统化、学理性诸方面，都是同期成果所不及的。另外，唐著是大学教本对奠定本学科的独立性学科地位意义重大。
本书与当时“抑中扬西”的倾向不同，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著者提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绪论”最具理论价值，主要阐述三个问题：一、中国经济思想之性质，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思想史所占之位置，三、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之方法。研究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互为因果，提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必须依据健全的经济思想，而“中国只有经济思想而无经济科学，中国经济思想产生很早但进步太慢”，进而从思想和事实两方面分析原因。
唐著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三个时期：一、胚胎时期（自原始至秦末）——上古经济思想史；二、实施时期（自汉初至明末）——中世经济思想史；三、发展时期（自清初至当时）——近代经济思想史，建构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体系，却也留下了未续的遗憾。著者提出先秦诸子重在经济理论，汉后则偏重各种实施。他将儒家归为“中庸派”、墨家为“实利派”、法家为“功利派”、农家为“力行派”，此四派即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四大潮流，成为全书的研究脉络。儒、法为主流，尤重法家，对一般看重的儒家却提出新见，而予道家的批评则未免过分。
著者注重史料，主张持论公正，反对“强以新学说附会古人陈说”或鄙视前人言论。他在意经济学原理与诸学科的关联，重点阐述分析、解释、比较、批评四种方法。认为按作者、学说、派别、时代研究经济思想各有利弊，“不妨同时着重”，尤其重视被忽视的“普通人”如商人，这与半个世纪后风行的“下层社会”或“小人物”研究似异曲同工。
本书“结论”也值得仔细研读，主讲“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在西洋各国所生之影响”、“中国上古经济思想之局限”、“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史内容之比较”。从中不仅可以领略著者广博深邃的学术视域，而且透过分析能启发我们思考中国经济思想的局限，并从诸子百家经济思想的比较中，发现各家各派思想观点的相似或歧见，启迪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综之，唐庆增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性研究的奠基者，其理论借鉴和分析方法并没有独宗西洋哪一学派，而是致力于探索适宜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这不仅高出同时代人一筹，而且对现今也不乏参考意义。唐著自问世不仅陆续再版而且评介不断，此次为商务印书馆选印，亦证明70多年后的今天其学术价值依然受到重视，相信读者定能从中获取独到的收益，实现著者“引起国人对于是项研究之兴趣”的宏愿，期待更多的同道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沃土中共同继续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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