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留学生比今天的留学生更优秀吗？

    ■本报记者 郭倩

    自晚清起，中国人出国留学就渐成潮流。百多年来，这股潮流虽有被阻遏的时段，但从未消歇，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得更加壮阔。而且，留学潮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它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喜所先生主编的《中国留学通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梳理国人留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日前本报就该书采访了李喜所先生。

    读书报：请问当初您是怎么想到编写这部《中国留学通史》的？

    李喜所：我钟情留学史研究已经30多年了。“文革”后期，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先生委托苑书义教授组织华北一些大学的老师，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我有幸参加。那时这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空白。教材写完后，我“爱上”了留学史。此时恰逢改革开放，留学潮风生水起，更激发了我研究留学史的热情。我在数年间写出了十几篇论文，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1987年后，又陆续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容闳传》、《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留学旧踪》等书。同时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争做留学史的论文，前后有20多篇。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以及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大学的合作项目，都集中在留学方面。不少学界朋友建议我集中精力编写有规模、有水平的《留学通史》，我自己也早有此念。2003年，有出版社表示兴趣，我便带领团队全力投入了该书的编写。细细想来，我与这部书纠结的心路历程是：因“情”成“结”；因“结”成“命”，即融为生命的一部分。情结与使命的长期累积，必然在偶然中了结。

    读书报：与同类书相比，《中国留学通史》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李喜所：中国人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出国留学，迟至洋务运动时期才出现，至今也不过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海内外关于留学史的著作也不过50多种，而且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而厚重的通史。用近300万字的篇幅，较完整地评述中国的留学进程，本书是第一部。和其它著作相比，本书具有通、细、新三个明显的特点。所谓“通”，就是系统全面。本书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大卷，一直叙述到今天。特别是新中国卷，为首创。每卷后附大事记，浓缩留学的总体变迁。所谓“细”，就是深入解析，于细节处升华大精神。例如，对“留学”一词的由来，书中有详细的考究。早期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也都做了实事求是地评论，许多留学名人书中皆有血肉丰满的叙述。当代留学生在国外酸甜苦辣的留学生活，在书中也可窥见一二。所谓“新”，就是采用新资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本书使用的基本是经过考订的原始的中外史料，并合理吸收了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则将宏观叙事和微观深入有机结合。这种尝试成功与否，还待方家评说。至于新观点，几乎每章、每节都有，此不赘述。本书最突出也是贯穿全书的应该是以留学文化考察留学史。以往的留学史研究，包括我过去的一些论著，基本从教育史或者文化交流史、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本书的谋篇布局，则力图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化人。

    读书报：国内留学史研究现状如何？这方面现有的比较权威的著作有哪些？

    李喜所：关于研究现状，我在本书的“全书导言”中有详细评述，这里简略勾画一下。“文革”前研究留学的人很少，偶尔涉及也以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留学研究逐步走热，20世纪80年代是起步阶段；90年代是升温时期；21世纪至今是走热阶段，有变为显学的趋向。而且从事各种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探讨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实际工作部门也从引进人才、孵化留学产业等不同角度研讨留学史和留学现状。但集中精力完整系统地探讨留学史的相对较少。目前较为公认的除南开的留学史研究团队外，还有徐州师大周棉教授的留学研究中心，广东珠海的留学文化研究中心和北京欧美同学会的研究群体。

    就通论留学史的著作看，学界比较看好的著作有我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周棉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台湾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王焕琛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到目前为止，惟有我们这部通史“通”到了今天。

    读书报：留学史研究的意义何在？在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研究走向？

    李喜所：留学史研究的意义取决于其与国家、社会、家庭以及学术的联系程度。国家之命运系于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留学生是高级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更与吸引留学人才紧密相连。作为新中国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的两弹一星，核心力量是钱学森、邓稼先等归国留学生；我们的院士，90%有留学经历。围绕留学生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软环境的改革和建设，深化和推进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社会的现代转型，尤其是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通过留学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汲取历史的营养和智慧，保证留学事业科学、有序的发展，而且能够拓宽史学的研究领域，促使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人才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流与融合。

    受强烈的现实感的制约，留学史的研究可能会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研究人数会增多，参与的学科会扩展。而随着整体性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水平的提升和成果的丰硕，留学史将向细化、多元和综合的方向演进。细化即是深化，细节常常体认历史的真实和深度。而且，研究的范围会因留学生涵盖人、知识、文化、社会、世界等许多重要方面，将进一步引起多学科、多侧面的多元研究。留学史内容的深厚与广阔，决定了研究的多元走向。须在多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综合和形而上的升华，同时也必然有大学者在这方面写出高水平的传世之作。

    读书报：一般人总觉得民国时期那些留学的人是有真本事的，回国后有一番大作为者比例很高，而且似乎更加爱国；现在的留学生好像水平差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小了，出去就是为了不回来。事实是这样的吗？

    李喜所：从表象上看是这样的，实际却并非如此。和今天的留学生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一是人数少，精英较多。整个民国时期，留学生也不过5万，而教育部2010年统计的留学人数是80多万，实际还要多。近百万的留学大军，难免鱼龙混杂。但不可否认，留学队伍中还是云集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二是民国留学生公费为主，挑选严格。今天的留学生则自费远远超过公费，而且渠道很多。但是，主流绝对是好的。国家公费留学的考试还是相当严格的，完全可以保证质量。三是民国是乱世。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民国的一些留学精英在“乱世”博弈，容易变成英雄俊杰。另外，当前的留学生大多活跃在不大吸引大众眼球的科技、经济、教育领域，知名度有限。于是就引来一个错觉，今天的留学生无法和民国时期同日而语了。至于出国留学生回国的少了，爱国心也不如从前了，则需用与时俱进的新眼光和新思维来重新考量。的确，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基本都学完回国，如今则多数不归，尤其是留学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最简单、带根本性的原因是，留学生的价值追求发生了新变化。民国年间，留学就是为了学知识、长本领，回国工作，很少有人想到在国外发展的。如今，人们留学的目的已经逐步转变为在增长知识、才干的基础上，寻求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在他们心中，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很多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觉得国外最适合他们学习、工作、生活，就暂时留在了国外。这种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状况的迅速好转，又有越来越多的留学者感到回国更有利于自我的发展，纷纷回国。诚然，回国工作是一种爱国，但在海外发展也绝不能讲就不爱国。在“地球村”时代，只要想为国效力，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实现。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超越以回国与否来划分是否爱国的单线思维，将爱世界、爱人类与爱祖国融为一体，在追求大爱中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