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的谈话录就如同山中的清泉

    我最喜欢读思想家的人生谈话录。我总觉得，思想家的传世名著，如同杜鹃啼血；而他的谈话录，却如同山中的清泉，在青石之间，轻松地、不经意地、鲜活地流淌着。我们当年读《歌德谈话录》就有这样的体会。李泽厚先生的这本小小的谈话录，也同样如此。

    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思想家的对谈录，要比他的学术长篇大论更具吸引力，一个有足够智慧的思想家，只要遇到了能激发他思想的谈话者，他无须在此前有任何准备，他的人生识见、经验、感悟，就会如横放着的瓶子里的水一样，自然而然地通过日常语言而流淌出来。他无须通过刻意的复杂的逻辑与抽象的概念，来包装自己的想法，他也无须如同写论文那样，在桌前正襟危坐，引经据典去考虑周全的理论论证。有时往往是随想而发的几句话，就会引人深思，会让人回味无穷。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中作者以下这些在不经意间说出的内涵丰富、发人深思的话：

    ——中国道路怎么走，我仍然赞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重要的不是中国应该往哪个方向走，重要的是，“中国不应该往哪里走”。

    ——中国是讲究经验的合理性，而不是像西方讲先验的理性，先验的理性是绝对的，而中国人则要根据经验合理地改变。

    ——真正发挥每个人的潜力，也应该包括每个人的片面发展在内，只要身心健康，片面发展，正是一种全面，这种发展才是人生最大的愉快。

    ——作为一个历史主义者，我不同意“天赋人权”这种非历史的假定，但某些不正确的理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有好作用。如“天赋人权”在启蒙、争取人权与开民智上就是如此。

    ——我虽然一直赞同改良，但也不能一笔抹煞革命，如平等，社会正义等观念，在有过革命的地方，比没有经过革命的地方，要浓厚得多，这仍是值得珍惜的宝贵遗产。

    ——宣讲民族主义，在一个国家贫弱的时候，有好处，它可以让人振奋起来，但在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大肆宣扬民族主义，那就很危险，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它容易造成可怕的盲从，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

    ——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是今天人们羡称的三大家，论读书多，资料多，恐王不如陈，陈不如钱，但论学术业绩，恐恰好相反。

    ——评论家就是要用理性的文字，把感觉表达出来。

    我们这个时代缺乏许多东西，但最缺少的是本土的思想家。在中国，做学问的人不少，但学问家中出思想家者可以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除了政治上的干预，文化气氛的制约，世俗化的影响，更重要的，也许是思想家需要一些特殊的素质，那就是思辨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触类旁通的联想能力，特殊时代的问题意识，洞察力、悟性，甚至还需要一点浪漫情怀与真性情，而所有这些禀赋要同时结合起来，可以想象是多么不容易。

    李泽厚就是那个缺乏思想家的时代中罕见的例外。当然，李泽厚成为那个时代的仅存硕果，也许与他在谈话录中告诉我们的一件偶然事情不无关系：在北京反右斗争高潮的那一个月，李泽厚正好在敦煌千佛洞研究壁画，幸运地逃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