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山之作 余响不绝

    近期，商务印书馆组织整理百年来国内学界的原创著作，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形式推出，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列入该丛书首批精选、精编、精校的40种图书之一，于2010年12月辑印出版（以下简称“商务版”）。该书刚问世不久，第一次所印册数即已销售一空，如今已第二次重印。一部多次刊行、重印的学术著作因何获得读者的如此青睐？除了王亚南先生及著作本身的影响力外，“商务版”在版式设计、纸张选用、印制质量等方面均有其独到之处，亦使本书极具收藏价值。

    有关版本概览

    自上世纪40年代末以降，国内曾出过好几个版本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48年10月，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将王亚南先生刊于《时与文》杂志上的17篇专论汇集成书，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为名刊行，这是该书最早的版本（以下简称“时代版”）。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首次刊行，之后1987年、1990年、2005年又先后重印三次。1987年台北谷风出版社也推出该书的单行本。此外，这部专著还收入《王亚南文集》（第四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并与钱亦石、陈中民的两部著作一同收入《中国政治史讲话》（上海书店，1990）。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刊行该书时，王亚南先生的嫡传弟子孙越生先生曾校订了“时代版”的一些误植，修订原书的译名和若干引文，并对文字作了一些润饰。这次“商务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时代版”为底本，除了校正一些明显的讹误并将原版的直排繁体改为横排简体外，其他诸如专名（人名、地名、术语）、译名、引文以及作者的行文风格和用语习惯等均一仍其旧。因此可以说，“商务版”基本恢复了原著的风貌，读起来有“原汁原味”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商务版”卷末还附录了胡培兆先生所撰的《铲除官僚政治的理论利器》及笔者所撰的《王亚南先生学术年表》。年表采用编年体例，记述了王亚南先生生平的重要事迹，特别是学术和政治方面的活动，同时收录了自1930年至1966年所有著、译、文的相关信息，包括篇目题名、合作者、出版者、出版年月或期数等，以便于读者概览。胡老先生也是王亚南先生的嫡传弟子，在《铲除官僚政治的理论利器》这篇导读文章中，他从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中国官僚政治顽固不化的经济基础、中国官僚政治是如何阻碍社会进步的以及冷静科学地看待中国官僚政治四个方面，对本书的内容作了提纲挈领式的解读，相信对读者会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文章开篇，胡老先生还提到一件趣事，那是他1986年9月在呼和浩特参加学术研讨会时听于光远先生亲口讲述的：周惠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在走马上任之前，曾去看望于老先生，并要他推荐几本书带去读，于老先生就对他说，你把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带去就够了。这足以见出这本书在老一辈学者心目中的分量与魅力。

    事实上，该书在初版30多年后在海内外的多次再版和重印，从一个侧面说明它正不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是一份值得珍视和继承的学术遗产。

    研究缘起及主旨

    王亚南先生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开拓者，《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第一部，堪称开山之作。谈到本书的写作缘起，不能不提及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1943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的文化使节，访问当时尚在广东坪石一带的国立中山大学，并与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的王亚南先生有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李约瑟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请王亚南先生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扼要的解释。我们知道，李约瑟提这个话题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与他要回答自己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所提的“难题”（国际学术界誉之为“李约瑟难题”）密切相关的。显然，这个话题对王亚南先生触动很大，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其中种种盘根错节的社会事象，要求他作出科学的解答。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对于思考已久的王亚南先生来说，无异于电光火闪，与李约瑟会晤后，他立即涉足中国官僚政治这个似乎“平素不太留意”的领域。

    经过4年多的酝酿积累，首篇《论所谓官僚政治》刊于1947年9月的《时与文》第2卷第1期。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至1948年6月止，王亚南先生在《时与文》杂志上一口气刊发了17篇专论。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长期的酝酿积累，何来的“空谷绝响”？王亚南先生谦称自己在中国官僚政治领域的研究，只是“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而且是“对于非所专习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从来的写作，没有像这次‘研究’这样受到普遍的注意”，究其所以然，是因为官僚政治在中国当时社会改造的实践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知道，上世纪40年代，官僚资本猖獗横行，为祸甚烈，曾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王亚南先生以理性的目光，敏锐地洞察到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努力探寻二者的历史渊源，挖掘其流弊及病根之所在。在他看来，“官僚政治究竟是如何存在，究竟是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将如何始能丧失其存在，那才是我们研究的真正目标”，而“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社会文化事象，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同样成为我们所提论到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也就是说，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是解剖中国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秋泽修二等学者鼓吹中国历史具有“停滞”、“倒退”、“循环”等特性，只有依靠外力才能推动历史发展。对此，王亚南先生曾予以有力的反驳。不过，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尤其是中国官僚政治“顽强”的存续性问题，王亚南先生其实有着深刻的体认。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他将中国官僚政治形态概括为“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三种性格，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又因为中国特殊的封建组织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专制的官僚的形态，于是，我们那种特殊封建社会体制的长期存续问题，自始就与专制官僚政治形态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基于上述认识，王亚南先生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内掀起的革命运动作了概括性评价。如太平天国革命是反满清不反对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戊戌变法是反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但不反对满清，而辛亥革命是反满清兼及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他指出，“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就，不在它推翻了满族统治，而在它同时还至少在形式上推翻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然而，辛亥革命“不曾彻底挖除专制官僚统治所由建立的封建经济基础”，更未彻底改变制度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问题，因此，官僚统治随时都有借尸还魂的可能。正如王亚南先生在“时代版”初版序言中所痛言的：“俨然和中国政治史同其悠久的官僚政治，像斩除了随即又新生起来的九头蛇似的怪物，它许久许久就在以不绝的‘复活’，而在人们心目中、特别在官僚意象中，保证其‘永生’。”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从形式上推翻了传统官僚政治，并未真正触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除经济基础外，社会结构和文化意识也是值得重视的因素），所以，旧的官僚政治刚刚解体，新的官僚政治很快就又粉墨登场了。而官僚政治的这种“顽强”存续性，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阻力，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障碍。

    近年来，国内学界掀起了一股探讨“中国模式”的热潮。显然，一个良性发展的中国模式，必须彻底根治传统社会遗留的种种痼疾。时过一个甲子，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温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选择，对于中国模式的基本取向，或许会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今年是王亚南先生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