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到“一堵墙”（下）

    2005年4月26日，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召开“海外民族文献研究出版会议暨签约仪式”，邀请在京的中国敦煌学家和藏学家、民族语文学家约30人，讨论英藏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其他流失海外民族文献的研究出版工作，得到了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就在这次会上，敦煌学专家荣新江介绍了藏学家沈卫荣，这是第一次见面，没有说很多话。但不久以后，我们都为他的才华所吸引。

    当时藏学家王尧先生在香港。西北民族大学的金雅声校长就委托我起草一封给王尧先生的信，说明了我们的计划和发布会的情况。我借机表示了“虽然当年我没有能够出版先生和陈践的目录，但是，全部藏文文献的出版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我的欢欣鼓舞溢于言表，并不仅仅是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时刻，也以为再不用背着“退稿”的十字架艰难匍匐。但是，我错了，我永远都无法抚平这个伤痛，至今不能解脱。

    信件是由陈楠教授转寄的。三个月以后，王尧先生回信：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 府宪展同志：

    海外归来，奉到大札，得悉西北民族大学与你们合作开展“敦煌藏文写卷”的全面搜集、整理、研究、出版的重大工程。素愿得偿，无限欢喜。自上一世纪六十年代起，在先师于道泉（伯源）教授指引下，开始了这项工作的探索，艰辛备尝，成绩不大，固因个人才智不足，环境条件亦颇困难。如今国运昌隆，人和政举。你们趁此良机，大展鸿图，谨申祝贺。罗常培教授生前名言：“但求有成，不必成功在我！”以此表达微忱。  顺致 敬礼  

    王尧 二〇〇五年七月廿日北京

    2006年6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了第1、2册，发布会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王尧、陈践和他们的弟子陈楠、沈卫荣、褚俊杰、谢继胜、熊文彬都参加了会议。还有荣新江、柴剑虹等敦煌学界的专家，以及法国、日本的专家。会议高度评价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王尧先生说，“对这项成果，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而法国今枝由郎则说：“这对于藏学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欢迎宴变成了庆功宴，所有的朋友举杯畅饮。散席后意犹未尽的游兵散勇又集中到一个桌子继续畅饮，畅饮完了还到咖啡厅畅谈到凌晨2点，大家都担心荣新江、沈卫荣第二天一早的学术总结怎么做。谁知第二天荣新江关于民族古文字和胡语文献研究概述和展望的总结，激起学生粉丝当场欢呼；而沈卫荣极其精彩地概括了敦煌藏文文献出版的意义和全部学术报告的价值。他从容不迫地用汉语讲一段，然后用英语重复讲一段。我佩服他对于藏学的把握，佩服他语言的驾驭能力，尤其佩服他酣畅痛饮后的超常发挥。

    但凡文人相聚，总不免豪爽一番。记不得这次豪饮还是以后的哪次豪饮中，说起了马丽华。我追述了读罢《西行阿里》产生的进入藏学的动因，以及对于马丽华文学作品提供的真实信息，让我追随着看到一个现实和古代的西藏，让我总是想要参与进来，做点什么。

    想不到沈卫荣和当时在座各位早已和马丽华频繁交往甚至朝夕相处，原来她已担任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沈卫荣说，“见马丽华太容易啦。什么时候都可以带你去，或者马上可以给她打电话。”我说不行，初次见老师是很正式的事情。

    2008年4月，西北民族大学、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北京黑山扈召开《鄂伦春岩画发布和民族文化保护会议》。沈卫荣说，会约请马丽华一起来参加。第二天不少参会专家和记者因为堵车不能及时赶来，沈卫荣也是在会议开始以后才赶到，他告诉我说，约定和马丽华在这里碰面，参加一会儿，还要到别处有事。会场渐渐坐满，超出了预先估计。有一个穿着黑色长风衣的女士始终微笑着，或许就是马丽华？我不敢确定，只想等会议间隙找到沈卫荣介绍一下。谁知，不久沈卫荣和那位女士都不见了，也不知她是不是马丽华。（后来问马丽华，那天是不是穿着长风衣，回答是“忘记了”。）

    2011年8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届两岸汉藏佛教研讨会”。此前沈卫荣特意告诉我，好不容易请来了马丽华。我回复说，“我一定来。”会议在无锡灵山精舍报到。我刚进门，就看到大堂里一群刚来报到的专家。沈卫荣一把拉住我，带到一位中年妇女前，说：“这位就是你日夜想见的马丽华。”又说：“马老师，你最早的超级粉丝来了！”

    马丽华听到沈卫荣说，立马握着我的手：“哎呀，在北京已经无数次让他们当笑话讲了，每次都说到你。”我说：“那是真的，不是笑话。”于是我给她说起怎样给她写信，她又怎样回信。她“是嘛”“是嘛”地应答着，轻描淡写地说“我都已经忘记了。”这可让我着急，怎么能忘记呢？

    初次见面，特别清晰的印象是：马丽华脸上似乎永远停留着高原的阳光，自信乐观豁达。几绺发梢总是翘着，那种神情，是大天空、大旷野赋予的特别的印痕，只是少了一点风沙，多了一层高寒。我说，和我想象的初次见面还是有些不一样。马丽华哈哈一笑：“当然不一样，那时我们都年轻，想不到我已经是老太婆了吧。”我说：“不是这个。”

    近20年来，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圆满的见面。从作家笔下的纪实引导我关注西藏，到今天我也有幸以一个和藏学相关的出版人和她站在了一起，我见到老师时已不再是两手空空，不再是无芹可献，我已经为藏学出版了很多很重要的成果。

    我当初读了马丽华的一本书，这当然并非所有。此后我还读了王尧、黄明信‘太虚、法尊、斯坦因、科兹洛夫、荣赫鹏、沈卫荣……读了《布顿史》、《青史》、《贤者喜宴》。首先读的马丽华，远不能代表读了整个藏学的经典著作；但是，之所以能继续读下去，都是从马丽华那一本开始。《西行阿里》其意义、其作用是我后来读的任何书都无可比拟的。

    从读过《西行阿里》到现在，我和我社的团队，一起为藏学繁荣出版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黑水城绘画中许多藏传作品，迄今为止超越了意大利文原本、英文本的著名藏学家图齐的汉译本《梵天佛地》，以及诸多专著如沈卫荣《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谢继胜主编《汉藏佛教美术研究》等等。或许如同英国国家图书馆吴芳思初次见面时所说：“你不用自我介绍了。你就是那‘一堵墙’的书嘛。”那时我们出版了约100巨册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现今又增加了几十册藏文、西夏文甚至叙利亚文的图录和专著，“一堵墙”的气势越来越宏大。

    而所有这一切，都从《西行阿里》开始。恰如马丽华所写《王尧先生八秩纪念文集》的序言，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藏学的发展，故取标题为：“因为有了王尧”；而我，当回想起我继续阅读藏学图书、直到出版敦煌藏文遗书的时候，则还要加上一句——“因为有了马丽华”。

    马丽华主持了会议的阶段讨论，开场就说：“我是一个藏学研究的尾随者，比较起在座的藏学专家，我是跟随着大家学习；我是藏学成果的转化者，我主要用文学的笔墨来阐述藏学的研究成果；我是西藏文化的传播者，我更多的是向读者传播和介绍藏族文化，而不是专业的研究。”“我是尾随者、转化者和传播者，并不是如某些朋友给我的各种‘头衔’。”会场一片笑声，其中有赞叹马老师的谦虚和清醒，也有对马老师最高评价的会心感悟。我很赞成马老师的自我评价，而我的自身经历，也是尾随、转化和传播，包括尾随“尾随者”马丽华。

    会上，马丽华签名赠送给我她的《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如与会专家所说，《风化成典》是马丽华从《走过西藏》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无论是史学内涵还是艺术风采，在解说西藏的书中都前所未有。而我的徒弟吕瑞锋横刀夺爱，彻夜长读，也许这本书就是他进入藏学领域的“第一本”。

    马丽华说：“我的书里有一个传说。南宋最后的皇帝赵显，最终去西藏萨迦寺做了一个高僧，还翻译了藏文佛经；同时，萨迦寺的高僧又在元朝当了国师，十分巧合和有趣。你留意一下，在江南文献里，是否有相关的记载。”

    我很惊讶。我因为编辑西夏文物和文献，曾经关心江南唯一的藏传佛教遗址杭州灵隐寺飞来峰，元代杨琏真伽开凿的石窟，以及杭州大白云寺松江僧正管主八主持刊刻《河西（西夏文）大藏经》包括西夏独特的密教经典，孤陋寡闻以至于认为宋夏金元时期江南和藏密的联系仅此而已；不料马丽华从涓滴考镜而作出如此宏大辨章。我说：“过去认为，你是作家+历史学家；现在，你是历史学家+作家。见了面，已经和过去的印象不一样。”马丽华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真实的历史，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已经无从、也无需分别。

    会后，马丽华去了杭州作协的创作基地。她将要做的是诸如连续剧、专题片等无数的工作。而我和我年轻的徒弟，则要依靠西北民大乃至全国的藏学专家，继续完成总量约60巨册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和其他大型藏文文献资料的出版，继续扩展我们的“一堵墙”，直到垒砌成“长城”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