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谓惠特曼“停止歌唱”一说不确

    鲁迅对惠特曼和其所处社会的紧张关系做出过一剑封喉似的深刻分析，但也有问题。

    1931年10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李兰译的马可·吐温作品《夏娃日记》，该书的序的作者署名唐丰瑜，实际上就是鲁迅。此序写于9月27日夜，鲁迅说，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惠特曼就唱不出歌来，因为这之后，美国已成为产业主义的社会，个性都得铸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如果主张就要受迫害”。刘树森高度评价鲁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考察了惠特曼思想艺术的变化与美国社会发展的关系，深刻地指出了惠特曼推崇的理想与美国的社会现实是格格不入的。“鲁迅的观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对认识惠特曼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不过，鲁迅说“惠特曼就唱不出歌”来，不符合实情；事实上，南北战争之后，惠特曼仍然坚持歌唱。

    惠特曼的确是主张自我的诗人，“自我”是他诗歌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一个关键词。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便是长诗《自我之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

    我所讲的一切，

    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

    也同样属于你。

    我们需要在这里对惠特曼意义上的“自我”概念做一番辨析。上引最后一行表明：惠特曼意义上的自我不是小我，而是大我，或者说泛我，包含一切人称的我，甚至是泛神，体现在一切事物之中。有时，“我”与民族国家互为载体。他在自序里说的“一个诗人必须和他的民族相称……他的精神应该和他的国家的精神相呼应……”有时，“我”还与大海称兄道弟。“这个字我不会忘记，/它会和我的幽暗的精灵与兄弟混揉在一起，/他曾在月夜里，普玛瑙克暗淡的海岸上，向我歌唱，/从那时起，他随便唤醒我的千百支歌曲，/从那时起我的歌声被唤醒，/而且跟着歌曲还带来一把钥匙，从波浪传出来的字……”（《从这永不停息地摇摆着的摇篮里》，殷宝书译）这样的自我表面上似乎高度膨胀、不可一世，但实际上非常谦卑，没有任何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彰显的是人人甚至众生平等的理念，不仅黑人与白人平等，草与人也是平等的。这正是草或者草叶的象征含义，正如《自我之歌》第17首“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在宽广的地方和狭窄的地方都一样发芽，在黑人和白人中间都一样地生长……”

    惠特曼因为歌唱而受到迫害，是事实；那么，事实又是如何呢？

    1865年惠特曼在内政部印第安事务局当办事员，虽然级别只是一等（最低），但工作比较清闲，可以琢磨他的诗歌创作。他的顶头上司是内政部秘书。这年6月，一个叫詹姆斯·哈伦的人担任此职。此人原在大学里工作，一上任就来个人事大清洗，短短几天，就除掉了80名内政部职员，其中就有惠特曼。而惠特曼被除的原因就在于《草叶集》。哈伦是读了这部巨著之后才决定开除惠特曼的。解雇通知书是6月30日下达的，惠特曼一拿到就去向华盛顿政界的一些朋友申诉求助。司法部长助理艾西登了解到内情后，为惠特曼抱不平，亲自去找了趟哈伦，劝后者收回成命，不要迫害善良的诗人。但当时顽固而愚蠢的哈伦已经利令智昏，扬言哪怕总统来说项，他都不会答应。艾西登被弄得很没面子，一怒之下，立即向司法部长詹姆斯·斯皮德举荐惠特曼，部长大人当即批准接受。于是，第二天，惠特曼就到司法部上班了。这算是给了哈伦一记响亮的耳光。

    不过，哈伦主导的这场对惠特曼的政治迫害余波未了。在当时还有其他一些所谓的“真人君子”也抱有哈伦的看法。7月12日，一个叫范安丹的无耻文人落井下石，在由其自己把持的《布洛克林鹰报》上发表题目叫《华盛顿的道德》的谰言，说：“我们那位怪人沃尔特·惠特曼，由于他的《草叶集》是出自他不良操行的证据，触犯了操行不良的人作撤职处理的一半规定，已经失去了在华盛顿内务部的职务。我们有很多读者见过惠特曼，他惯用自己的语言，在布洛克林的大街上明目张胆地‘赞美自己’。”《布洛克林鹰报》这家报馆位于纽约的旧址现在依然保存得挺好，2004年笔者曾经在纽约华裔诗人蒲青的引导下，去访问过。1848年，惠特曼还是这家报社的主力记者，“我们有很多读者见过惠特曼”云云指的就是这一点。惠特曼因为在诗歌中表现出高度张扬的个性，而被视为“怪人”，他就是因为所谓的操行不良、出言不逊被开除的，而那时主导开除他的就是小人范安丹。范没有说惠特曼在被开除的第二天就找到了新的职位，可见其险恶用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人们对惠特曼的迫害并没有完全得逞，因为无论是在首都的官场还是在普通社会上，有很多人信任、欣赏甚至崇拜他。因此，他并没有因为害怕受到迫害，而停止歌唱。他在内战之后唱了大量的歌，在最后最全的《草叶集》里，差不多有一半篇幅的作品写于那场战争之后；而且战后作品中也有相当多的作品歌唱的依然是自我：自我主张与主张自我。他的“自我”是大海，可以藏污纳垢，可以泥沙俱下，有着甚至是违反常规的大胸怀、大气魄。如：

    情欲和罪孽对我很合意，

    我满怀热爱地与违法者同行，

    我感到自己是他们中的人——

    我自己就属于那些犯人和娼妓，

    所有我今后不会否定他们——

    我怎能否定我自己呢？

    ——《你们在法庭受审的重犯》

    这听起来是毫无原则和边界的人道主义大包容精神，还是极端的自我贬抑甚至自我堕落？当然是前者，但是，当时（甚至现在）的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根本跳不出乡愿式的习惯性的伦理思维，认定惠特曼表现的他卑劣的自我。这是对他伟大的诗歌精神的误解和侮辱。

    在精神上的伟大而言，惠特曼丝毫不亚于鲁迅，他比鲁迅更浪漫、更超验，所以更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问题是：鲁迅自己在遭受迫害时，没有停止写作；但他却主观地判断说惠特曼停止了歌唱。这是鲁迅对惠特曼的伟大估计不足的表现。看来，伟人对伟人也有不理解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