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女性寻找精神自我的回旋曲

    《最后一位淑女》作为青年女作家韩露由散文转型至小说写作的第一部长篇，我们要求不能太严苛，但任何一部作品，它自诞生之日起，放它在我们文化的视野中，放它到文学史这样一个纬度当中去品评阅读，是一部作品必然的命运。

    我的第一个纬度是，女性自我的文化问题。

    关于妇女，关于女性解放以及女性自我的精神问题，鲁迅先生早年的思考值得参考，他在92年前，即从1918年直到1933年，长达15年间，关于女性问题的思索有代表性的五篇文章。1918年7月，他写《我的节烈观》，文中他写到“追悼”一词，“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追悼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时隔92年之后再重读这样一些文字，同时参照《最后一位淑女》这样一个文本的写作，确实深有启发。不能说这部小说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但就其写作的初衷与态度而言，它确在试图从此立意，追求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的正当的幸福。1923年鲁迅先生又谈到了娜拉，就是那篇有名的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会讲《娜拉走后怎样》，他谈到了“觉悟之后，不当傀儡”，他谈到娜拉时有一句，就是“她于是走了，只听是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并开出不做傀儡的药方，“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强烈的战斗”。娜拉的出走是一种战斗，但娜拉走了之后怎么样戏剧家与作家都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后一位淑女》的终章其实也是女性出走的一个背影，她从家庭走出去到杭州追寻她的自我的事业之梦。她在她丈夫身上没有得到自我，在她的蓝颜知己那里也没有得到自我，她的自我在不可知的远方，还是在她携带的梦想里，作者也不给我们答案，接着就是闭幕，最终她是否追求到了她的自我？或者只是一个意向或理想化的东西？1925年鲁迅先生写到了《寡妇主义》，1933年写到《关于女人》，他谈到了女性的可怜，当时的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各种罪名加在她的头上”，“把女人当做私产，当做商品”，“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女人自身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于此，我也对照姜水，她跟她丈夫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连作者本人也无从逃离的一种文化。1933年10月份，鲁迅先生又写《关于妇女解放》，他写到了“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是一个招牌，实际上与先前并无两样。”“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人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他说，“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我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地为解放思想，经济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鲁迅先生把女性解放强调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他这样结论，“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我必须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从近百年后的这部《最后一位淑女》所延续的问题来看，鲁迅先生的思索看来绝非空话。在女性自我的寻找与确立这一点，这部小说文本的价值仍延承了自鲁迅先生起而思索的这一话题。这是我以第一个纬度来对照这部长篇。

    还有一个纬度，女性自我的精神探索。

    将这部作品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中，看女性作家对于自我精神成长的探索是有益的。这一探索在近一百年里从没有停歇过。那支向自我精神深处的探索之笔，可以说从丁玲开始，那支笔从翻开《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到高唱《青春之歌》的杨沫，再到吟诵《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张洁，到感喟《隐形伴侣》的张抗抗，再到探究《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张辛欣，直到追问《永远有多远》的铁凝，这样一个纬度，这样一个线索，是此后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标尺。以女性自我为书写主题的文学史其实可分为两大板块，女性解放，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一块，另一块，是新时期探求女性精神的觉醒，自我的实现，新文化与新时期的这两次书写女性自我精神实现的文化高潮及其成就，是新世纪女性写作的一种文化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看一部新的探索女性精神自我的小说，我们的要求是，它是否拿出了一种新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回旋曲。这是我们有求于小说的。小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载体，它不仅属于个人经验的完成，也同时属于女性人格建构的文化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最后一位淑女》的女主人公姜水之前，我们的文化中有莎菲，有林道静，有白大省，放在这一女性形象谱系中，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一个”有无新的人格注入。

    那么知识女性如何在家庭伦理与自我实现之间寻求平衡或是寻求突破，在姜水身上，她其实有非常深的矛盾，我觉得作者写出了这样一种家庭伦理的责任与个人精神追寻之间，在现实不协调的基础上如何达到精神协调和自我实现，而最终好像两者之间又不可调和，只有走了出去。正如娜拉，门砰地一声，却没有下文，所以全书到此，也是闭幕。女主人公和候太广之间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和项伟之间是理解与被理解的关系，其实最后都解体了，和现实之间的平衡在她身上好像不太可能，但是这个不可能性又被作者很平衡地去写，所以她的撕裂感，她的犀利，她的锋芒不够，她过于绵软，过于温吞，过于平静，反而影响了她这个人物的鲜明特性。比如说丁玲，她写莎菲，她就像抛下一颗炸弹一样，震惊了一代文艺界，她是“五四“洗礼后的一代知识女性，茅盾称之为“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而在姜水身上，她的苦闷、叛逆仍然存在，但是压力被作者一种特殊的平衡力给消解掉了。对于这种平衡能力，我不看好，是仁慈有余，而敏锐不足，所以说作者也在致力探讨知识女性的心理危机，也在寻求女性自我的心灵解放之路，但是那落笔却是犹疑的。在两性关系的处理上也比较简单，当然这一点，我觉得有待于时间去梳理考验，因为这部书毕竟是韩露对于女性自我探索的第一部长篇。从文笔的优雅，心灵的细腻，个人追寻的价值观这样一些角度来看，还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如果从文学史和女性思想史的要求——我希望韩露也是将自己的写作定位于一个力争进入文学史的这样一个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文学的作家——似乎还有待于以后思想的锻造和时间的磨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