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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对于周瘦鹃来说应该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2月，他与胡凤君喜结良缘。为了筹备这场风光的婚礼，他将近些年翻译的欧美短篇小说汇集成册，连版权一起卖给中华书局成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分上中下三册，在这一年2月正式出版。
书出版后，中华书局将样本送到教育部审定。11月30日，《教育公报》上刊出一份《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评语：“《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凡欧美四十七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传略。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惟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书中所收，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唯短篇小说，在英文学中，原少佳制，古尔斯密及兰姆之文，系杂著性质，于小说为不类。欧陆著作，则大抵以不易入手，故尚未能为相当之绍介，又况以国分类，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亦为小失。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后面的结论是：“复核是书，搜讨之勤，选择之善，信如原评所云。足为近年译事之光。似宜给奖，以示模范。”
不知道周瘦鹃当时是否看到这份公报，两年之后（即1919年）他收到中华书局转来的一份教育部“褒状”：“兹审核得中华书局出版周瘦鹃所译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三册，与奖励小说章程第三条相合，应给予乙种褒状，经本会呈奉教育部核准，特行发给以资鼓励。此状 右给周瘦鹃收执 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袁希涛（签章）”所署颁奖日期为1917年9月24日。因为已是事过境迁，周瘦鹃对获奖一事也没有公开张扬。
到了1950年，周作人以“鹤生”笔名发表《鲁迅与周瘦鹃》一文，确认那段三百字的评语原来是鲁迅所写：“因为周君所译的‘欧美小说译丛’三册，由出版书店送往教育部审定登记，批复甚为赞许，其时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这事就是他所办的。批语当初见过，已记不清了，大意对于周君采译英美以外的大陆作家的小说一点最为称赏。只是可惜不多，那时大概是民国六年夏天，《域外小说集》早已失败，不意在此中看出类似的倾向，当不胜有空谷足音之感吧。鲁迅原来很希望他继续译下去，给新文学增加些力量，不知怎的后来周君不再见有著作出来了。”据说，周瘦鹃当时读过此文，但对此没有表态。
1956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文汇报·笔会》刊出周遐寿（周作人）的《鲁迅与清末文坛》，又一次提及此事：“总之他对于其时上海文坛的不重视乃是事实，虽然个别有例外，有如周瘦鹃，便相当尊重，因为所译的《欧美小说丛刊》三册中，有一册是专收美、英、法以外各国的作品的。这书在1917年出版，由中华书局送呈教育部审查注册，发到鲁迅手里去审查，他看了大为惊异，认为‘空谷足音’，带回会馆来，同我会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出去。”这里的说法与前文稍有不同，即那段未署名的评语原系周氏兄弟合作的。
一周后，《文汇报·笔会》刊出周瘦鹃读过此文的感想，题目是《永恒的知己之感——追念我所敬爱的鲁迅先生》。文中说：“我才知道鲁迅先生和我有这么一段因缘，不由得感激涕零，深深地引起了知己之感。”他还回忆起三十年代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的情景：“我总能看到鲁迅先生坐在店堂后面的藤椅上，和店主内山完造在那里聊天。我对着这位文艺界的巨人，有些自卑的感觉，不敢前去招呼，只是远远地看他几眼，废然而去。如果早知道我年青时蒙他老人家刮目相看，那一定要走上去致一个敬礼，表示我这一份永恒的知己之感。”此后，他又接连写过好几篇类似的文章，如《我翻译西方名家短篇小说的回忆》、《一瓣心香拜鲁迅》、《悼念鲁迅先生》等，一再说起这件事。
周瘦鹃写这些文章时，鲁迅的地位如日中天，而他自己早已退出文坛，偶尔写一点“花花草草”。1917年，为筹措结婚费用卖掉的一部译稿，引出一段未曾署名的评语，40年后给他带来无上荣耀，这是他当初怎么也不会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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