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原到小屋

    “回味往事，写不出灿烂的星光，只能告诉我的亲人，我在那一间又一间的小屋里，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充满苦恼和希望、激情和友爱的几十年。”这是老一辈出版家陈原先生的自传，也是他的绝笔《我的小屋，我的梦——六十年如歌的行板》中最后的话。这本自传，以他住过的小屋为线索，写出了长达六十年的书、人和时代，激情和梦想，陈原先生愿比作“如歌的行板”。

    20世纪30年代还在读高三的陈原在广州拥有了第一间小屋，从那里他踏出人生的第一步。1938年抗战爆发，他和他年轻的伙伴们在小屋里唱救亡歌曲，唱别人翻译和他自己翻译的苏联歌曲。当苏联志愿者的空军在城市上空跟日本侵略者搏斗时，他则翻译了苏联歌曲《高飞，高飞，更高飞》。1939年秋，他又在这小屋中翻译了大战前夜苏联流行的战歌《假如明天战争》。《假如明天战争》连歌带谱在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上发表。歌声像长了翅膀，激励着年轻的爱国者上战场。

    在小屋里，年轻的陈原和他的挚友做着“语言梦”：学会世界语、学会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研究制定广州话拉丁化的方案。他曾把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世界语杂志《人民阵线》传播到别的城镇，他是这个杂志的中国代理人，并和几个同是穷学生和初入职场的青年，用仅有的几文零用钱，自己写稿、编辑、下厂印刷，每个月出一份《走向新阶段》的世界语刊物，诉说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报道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这本朴素的小刊物，在欧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三十几年后，他在维也纳国家图书馆附近的世界语博物馆藏书库中，看到了各期《走向新阶段》。

    1938年10月21日凌晨一点，陈原随四战区一个民运机关撤离广州，几个小时后，日本侵略军侵略了这座城市。因为奉命紧急撤离，他匆匆离开这间小屋，什么也没有带走，没有余暇想到小屋和书。在以后辗转行军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时间去想念小屋，只有在奉命结束的时候，才想起还有两部手稿没有带出——有一部只完成了一半，这手稿标志着他做文字工作的开始。已经完成的一本手稿是作者从日文和世界语翻译的稿本，未完成的手稿则是他读大学时翻译的美国铁木辛科教授的《弹性力学》。这半部永远留在小屋的力学译稿，预示着他告别了工程学。随着战争与革命的开展，他进入了原先没有想到的领域。

    陈原曾在桂林被称为“文化城”、进步人士云集于此的时期和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中文化人大半星散时两次入住桂林东郊施家园的小屋。他在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在“文化城”兴盛时期，一群住在施家园的年轻漫画家和木刻家如黄新波、余所亚、刘建庵等想创办一份美术杂志，利用木刻漫画形式进行抗战宣传。那时的制版条件铜板和锌版都不易，只有木刻最容易上印刷机，所以这份筹划中的杂志就取名为《漫画与木刻》。与此同时，一群住在城里的进步文化人想给年轻人办一份引导他们对工作学习有正确认识的杂志《工作与学习》。这两个企划差不多同时送到党领导下的公开出版社新知书店，新知书店很赞成这两个计划，考虑到资金不足，建议将两个杂志合二为一。

    不知是谁的建议，这本合二为一的杂志有了双封面——《工作与学习》做正面的封面，《漫画与木刻》倒过来做封面。在当时，这份创新杂志的编辑由书店编辑、作者完成，陈原从两个编辑集体那里取回原稿，回到小屋，在油灯下编稿、算字画板式，补白、插入书籍广告。

    陈原的第一本著作《中国地理基础教程》就是在这间小屋完成初稿，1940年由新知书店出版。这部书曾多次重印，当他第二次住在桂林的另一处小屋时，惊喜地收到了这本书的延安版。

    1946年初，陈原抵达上海。一家四口住在苏州河北岸一座古老六层大厦顶层的一间小屋。小屋只容得下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两把椅子和一张书桌。

    几乎在陈瀚伯任总编辑的《联合晚报》开办的同时，生活书店在解放前的上海的最后一个编辑部位于迈尔西路霞飞路口一间西药房的楼上。在胡绳领导下，编辑部五个编辑挤在小小的空间里，曾留学苏联的沈志远精通俄文，专攻政治经济学，负责主编大型理论杂志《理论与现实》；生活书店的老编辑史枚是编辑部的总管，主编一个图书介绍宣传刊物，后来扩大改版，成为深受国民党统治区年轻人喜爱的启蒙读物《读书与出版》；戈宝权负责文艺书稿，作者帮着编杂志或书稿。

    ……

    小屋在变，陈原的梦不变。在人生的最后一个小屋里，他把回忆自己在不同小屋度过的一生的自传副题叫做“如歌的行板”。从小屋的变换史，可以看出陈原作为语言学家、出版家、作家的轨迹，令后辈把尊敬的目光投向这样的前辈。

    想起我最初组稿《我的小屋，我的梦——六十年如歌的行板》的时候，是把《陈原散文》的样书送到陈原先生的小屋里。谈话间他说到，他曾去过各种各样的草原，还想再去。我说，那你就写一本《我的草原》吧。后来他在电话里说发低烧，接着他曾开刀，再见面的时候，他说，写不了《我的草原》了，只能写《我的小屋》。我意识到，这将会是一本对中国现当代出版史有独特价值的书，对读者更有意义，便马上和陈原先生约稿。写完书稿后，陈原先生曾想再修改，不幸的是，他长卧病榻三年后，离世。

    北京建国门大街那幢七八十年代的老楼里，那间满是书的小屋令我难忘，还有陈原先生的地址和电话，我怎么换电话簿都不愿撤去，总会再抄一遍，好像他仍住在那里，依然活着。

    （本文作者系《我的小屋，我的梦》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