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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9月14日 星期三

    今年,是学者、文艺理论家、老出版人王元化先生逝世3周年。在学界与钱锺书一并被誉为“北钱南王”的王元化,除了对当代中国诸多重大思想问题发出独到见解,作为出版界的前辈,他对出版工作的本质更有深刻的体认。王为松曾与先生交往十数年,这篇怀念文章,更足可为今日出版界借鉴。

    王元化先生是如何要求出版工作的?

    王为松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9月14日   06 版)

        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是出版界的前辈。我因为《语文学习》杂志想用一篇他的文章,小心翼翼地打电话给他。他很爽快地说,你下午3点钟来。我下午准时去了,发现他家的客厅永远有一批又一批的人,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听他们讲,等人全部走了,差不多6点半,我把准备好的材料给他看,他一看不满意,但要重新写又没有时间。我说,我先回去把材料整理一下,明天来给你看。我回家就把相关的材料找来,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在500字的大文稿纸上打了一遍草稿,居然写了十来页,又涂涂改改,然后再抄了一遍,第二天一早9点就送到元化先生家。他说,你动作蛮快的嘛。我说,我还抄了一遍呢,草稿也在。他说,你对我还是蛮了解的,就这样吧。这篇稿子后来作为他的自述,在《语文学习》发表后,又收在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一书中。

        元化先生对出版要求很高,在编辑《莎剧解读》一书时,我怕初校样错字太多,就等到二校样时拿去给他看,他拿到校样反复看了半天,说,每行可以再加一个字,上面天头要大,可以再去掉一行。我那时候不知轻重,回说,已经是二校样了,就不要再改了吧。元化先生当即道,我不都是为你们好啊!书出来做得好看,不是你们的事情呀!我现在帮你做事,你还嫌烦,我都没嫌烦。我马上说:改!改!不仅版式改,正文有些段落,他几乎是重写。看着他躬着身子,在衡山宾馆的写字台上,一笔一画地改着校样,不正是一个老编辑认真较真顶真的写照吗?

        我现在的很多做法,无形中也是按照他当初的要求来做,书眉尽量不放书名、章节名,下面就是页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修饰的花纹一概不要,正文必须排宋体,引文排楷体,不要黑体。有一回,我去庆余别墅看他,正赶上他发火,一家外省的出版社,把校样拿来给他看,他一看每一页都排了暗花底纹,就说:不要出了,不要出了,瞎胡搞。转身把校样给我:还是你拿去出吧。就是这本《清园谈戏录》的开本与装帧形式,也触动我来琢磨“海上文库”这样的小开本。后来我又说服他,把《读莎士比亚》也做成了精装小开本。不想,这本书竟成了他生前最后一本书,也是他“出到现在最满意的一本书”。

        我在教育出版社前后15年,因为《古文字诂林》的缘故,和王元化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交往,感受到一位“不降志,不辱身,不追求潮流,不回避风险”的老出版人的坚毅与从容。他一直喜欢引用熊十力老人谈读佛家书的一句话,“凡读书,不可求快,而读佛家书,尤须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否则必难悟入。吾常言,学人所以少深造者,即由读书喜为涉猎,不务精探之故。”那时候有人来求字,他写的较多的就是“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十力老人是谈读佛书,元化先生以为可以推之适用于读一切书,那么,出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越到晚年,他对于包括出版在内的娱乐化倾向表现出越大的忧虑,他说,某某是要对这种现象负责的,打开电视都是这种摆噱头的庸俗之风,怎么得了啊。

        有一次我去谈出书后的营销计划,觉得有些事情可以宣传一下,譬如他与张可先生的爱情故事。元化先生说,这个你不要跟我谈了,做书就老老实实做书,不要去动那些乱七八糟的脑筋,不要把肉麻当有趣。

        元化先生最后一次给我写字是2007年,以他当时的身体与精力来说,已经是很长的一幅字了:“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想,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右录鲁迅句书赠某某,丁亥谷雨前二月清园。”前几天路过衡山路,想起以前,星期天下午3点之后,我会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出门,沿着广元路就一直骑到了宛平路,早些年是衡山宾馆,电梯坐到九楼还要走上去一层,后来就是庆余别墅,不知不觉,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他那里去坐坐,听他聊天谈往事,也多少学到了一点做人与做事的坚毅与从容。那时候,我已经不仅是作为责任编辑去跟自己所尊敬的作者谈书稿了,也许,读书与出版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业。

        不管外面的大世界如何变化,每个人自己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所以,我一看到E.B.怀特说,“面对复杂,保持欢喜”,就想到,因为喜欢,所以懂得,就想到老出版人范用先生喜欢引用当年大雁出版社简媜的一句话,“做出版,必须感情用事”,简媜他们那时为了做出自己心中理想的书,从造纸开始,先造出自己心中的封面用纸和正文用纸,甚至连每本书的封面书背都是手工精打细磨出来的,一下子使得“大雁”的书,与一般的市面所见图书大相径庭。这种真正的“做”书,做出了书的温馨,做出了人情之暖,做出了书与人的血脉相契,没有对书的感情投入,你就不可能做好,你就不会去考虑这么多的问题。现在常常感觉到,好些出版人,或者出版领导人,其实并不喜欢出版,有的甚至也不喜欢读书。最近看到俞晓群的一则微博,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主张“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1902年曾有人将著书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专为传播学问的人;第二等是欲以学问出名的人;第三等是欲以学问获利的人;第四等是首先为了赚钱,而后才考虑学问的人。张元济在日记中写道,应该将第四等人从书业商会开除出去。现在看来,这第四等人至少还是考虑学问的,又有钱,现在可以当书业商会的会长了。

        (本文作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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