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将古籍纳入“非遗”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一步深入，不仅应该对其进行认定、记录、建档、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还必须对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挖掘，说清楚其的历史源渊和来龙去脉，从而做到进一步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的来历发展及深刻的文化核心。

    关注该问题探讨的源起

    前不久笔者参加了一个由文化部举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有关“中华典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倡导者是国家图书馆，其现任馆长周和平先生，他曾担任文化部的副部长并分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对非遗的保护工作有着很深的思考。会议的推动者是文化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所以，会议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司长马文辉先生主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是口头传承的活态的传统文化，与“中华典籍”有什么关系？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将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座谈会所引发的讨论将会促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在会议休息的途中，笔者遇到了马文辉司长，匆匆地和他聊了几句，他认为，将古籍的保护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非常重要，这将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没有提出来的，而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出的保护方法。

    他的短短几句话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在这里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典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什么样的关系？在典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应该保护什么？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印刷术的技艺，中国传统笔墨纸张的技艺，还有许多珍贵典籍的善本的保护。

    但笔者认为，其实这些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典籍中所承载的内容，一本本的典籍是物质的，但其所承载的内容却是非物质的。这些非物质的内容承载的是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但这些历史记载和我们今天要保护的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是下面笔者想讨论的问题。

    典籍的研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自己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三千多年的文明史，从甲骨文的纪录到今天的文明，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是任何国家都难以与之匹比的珍贵的财富。如果我们能够发掘它，利用它，和今天还存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结合起来，那么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推动中国的文化复兴，达到中国的文化自觉，进而做到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自强，就有了很深的研究根基。

    为什么这样说？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经经历了八个年头了，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除活态传承外，保存的工作更是迫在眉睫。 我们一方面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另一方面看到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也是不可抗拒的和不可避免的，因此，记录研究和整理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在今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纪念日里，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承并列成为同一个主题。

    但如何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现成的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记录、去整理和去保存的，其也有一个逐步地去理解、认识和发掘的过程。

    典籍在非物质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性是笔者在具体考察的过程中体会到的。过去我们常认为文献记载的精英文化和口头传授的民间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但通过长期的田野考察作业，笔者认为关系非常大。古人说：“礼失求诸野”，许多文献记载的历史文化及风俗，在精英阶层和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消失了，但在交通不发达的偏远农村，却被保存了下来。我们今天看它是民间的，但在若干百年或千年前它却是精英的，甚至是宫廷的。我们今天看它是口头传授的，但在若干年前或若干百年前却是有文字记载的。

    如2001年到2004年期间，笔者主要是在陕西的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做考察。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关中一带的农村，由于临近古代的长安城，其婚丧嫁娶的许多礼俗，仍然遵循周代古俗。在考察的过程中还了解到，西安附近的一个村庄，千余年来一直在许多民俗活动中演奏着唐代的宫廷音乐，还保存着非常完好的唐代宫廷乐谱。因此，我们在研究它的历史时，只有利用唐代的宫廷古籍才能说得清楚。笔者还考察过陕北的剪纸，通过文献的研读，笔者了解到，这一带曾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中心地之一。而且这个地方毗邻内蒙，在汉唐时期曾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关塞，元明以后，随着蒙汉一家的局面形成，其重要性开始减退。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其文化的流速减慢，当地的民间的艺术包括民间的习俗，还保持着原始时期和汉唐时期的传统，其某些剪纸的风格和汉代画像砖的风格尤为接近。剪纸是一种民间艺术，而汉代的画像砖全是贵族阶层用来装饰墓室的，是一种贵族的艺术，其风格的相似说明，贵族艺术和民间艺术是有一定的相通性的。

    从这些例子看到的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是口头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可能是有文献记载的，我们现在认为其是民间艺术，可能在历史上是宫廷艺术或贵族艺术。

    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民间巫术，从历史的源头来看巫术也并不完全属于民间。中国的巫术文化有很久远的历史，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理性化、典籍化、体系化的特点，儒家的《周易》、《礼仪》等经典就是这种巫术的文化结晶。所以，我们在考察民间巫术时，也需要研究古代的典籍。

    不仅是汉族文化如此，少数民族文化也是如此，笔者曾于2005年的夏天和2006年的春天在贵州省六枝特区的梭嘎乡考察苗族的一个分支——箐苗，这是一个古老的，没有文字的，有着自己特殊历史和文化习俗的民族，当地的老人还不会使用公历纪日，甚至也不懂农历。他们是用于十二地支相配的十二生肖纪日。那里的集市是用生肖来作为周期轮流转的，每一个集市用两个生肖来表示。6个场一个周期。日子则是12天一个周期，一个月36天，一年十个月。相传在帝舜时代我们先民成熟的历法是太阳历，或称华夏族纪年法，而箐苗所使用的历法，与之相似。例如诗经《七月》叙述了从一月至十月的年中行事，中间没有出现过十一月和十二月。也就是说，在汉族中早已失传的太阳历，在少数民族中却被保存了下来。还有汉族早期的祖先崇拜文化，也在这个族群得以完整的保留。

    所以，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一步深入，不仅应该对其进行认定、记录、建档、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还必须对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挖掘，说清楚其的历史源渊和来龙去脉，从而做到进一步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的来历发展及深刻的文化核心。费孝通先生谈到文化自觉时，常常提到的就是，首先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文化，要讲清楚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读万卷书”，通过读书来了解我们文化的来龙去脉，同时还要“行万里路”，通过考察和纪录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将古今的中华文化融汇贯通。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可能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达到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只有做到了文化自觉，我们才可以取得文化上的自信和自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工作与图书馆的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是无形的，非物质的，但如果我们要将其保存下来，首先就必须要将其物质化，也就是必须要用物质化的手段和物质化的载体将其保存下来。传统的物质化手段，就是用文字来纪录，物质化的载体主要是纸张和书本。而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保存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段越来越丰富，除文字手段之外，还有音频、视频和图片等多媒体的方式。

    尤其是还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采用GPS定位的手段制作出便于储存和查询的数据库，就像是文化的基因库。许多必然会消失，无法活态保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数字化以后存在类似基因库的数据库里，我们就可以非常完整地将其保存下来。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作为生物的生命体，死后是不会复活的，但作为文化的生命体，只要有环境和社会的需要就会再次复活，而数据库的存在就是为其的复活创造条件。

    因此，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工作首先要从数据库的建立开始，而数据库所收集的数据必须是具有权威性和研究性的才会有价值与意义，这就回到了古籍的研读和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地考察上，必须是同时并进，我们才会获得有价值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信息和多媒体信息。

    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工作非常重要，但是保存下来的资料如何存储，如何展示、如何传播、如何成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图书馆很重要。以后的图书馆不仅要有大量的图书资料，还需要有大量的多媒体资料供大家查找和阅读。在未来，我们不仅要将图书馆建成一个储存图书，教育民众的工具和传播知识的场所；还要将其建造成一个帮助民众理解、阅读、展示、交流、宣传和传承、培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具与场所。让人们在这里一方面阅读过去古人的文献，另一方面观看当今还活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资料和多媒体资料。把历史与当代，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成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把广大的民众引向文化的自觉与自省，从而走向文化的自信与自强。如果广大的民众都以传承自己的文化为美，为时尚和新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挑战与机遇的时代，环境污染与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气候变化，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文明冲突带来的战争不断，信仰危机带来的道德崩溃等，都让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个不得不转型的十字路口。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中国是在西方的胁迫下被动转型的。但在新一轮转的型与竞争中，中华民族是否能做到自主转型，文化自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带来了民众的文化自觉，还能由此创建出新的中国文化，创建出能够推动世界发展的，充满着中国智慧的普适性的价值观，而真正达到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复兴。那才是我们最值得做的和最有价值的事情，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完整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