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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无路回返旧日，还有一条前行的路。要勇敢。要继续，一如从前。要甘受熬煎，而不必问‘这就是你得到的一切吗？’要拒绝让恐惧在路上设限，沿着这条路，我们将继续建设我们的社会。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在于特岛和政府大楼前，我和一个朋友谈到，有两样东西总是形影相随：活着的快乐与物移的悲伤。”挪威作家约·内斯博（Jo Nesbo）日前为《纽约时报》撰文写道，“即便最灿烂的未来，也无法完全掩盖无路复返旧日的事实。童年的天真，初恋，七月之香，草叶摩挲汗湿的背脊，忽然从圆石上纵身一跃，转瞬落入挪威峡湾冰冷的融水，鼻腔与咽喉填满了盐与冰川的味道。”
内先生说：“我来自一个对他人的恐惧无立足之地的国家。这个国家，你若离开三个月，行经两次政变，一次大饥荒，一次校园屠杀，两起行刺，一次海啸，回到家中，却发现报纸上唯一的新事，只是填字游戏。这个国家，自从七十年代发现石油，所有人的物质需要皆已获供，而二战结束伊始，其政治道路即获确立……挪威人在2011年7月22日前的自我映象宛如处女——未被人类之手触碰过的净界，未遭种种社会疾病玷污的国度。”
然而7月22日，3２岁的挪威右翼极端青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首都奥斯陆大开杀戒，先以汽车炸弹在市中心炸死八人，继而窜至于特岛，射杀69人。暴行震惊世界，亦摧毁了挪威人民战后的处女幻象。但对一向关注社会问题的北欧罪案小说家而言，这血腥的一幕并非没有征兆。
约·内斯博以其奥斯陆酒鬼探长哈里·霍勒系列小说闻名。该系列已经以30种语言，销出了500万册。其中一部写到自傲于卐字文身的光头青年斯韦勒·奥尔森，因以棒球棍袭击越南裔烤肉店主而被捕。在法庭上，他振振有辞，痛斥挪威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背叛：
“1945年以来，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掌控了这片土地：他们发展并实施其民主与经济原则。这些本该保卫我们利益的人辜负了我们。他们让敌人在我们中间筑起清真寺，让他们劫掠我们的同胞，与我们的女人杂交。作为挪威人，保卫我们的种族，消灭那些陷我们于败亡的人，我们责无旁贷。”
这个虚构人物的宣言，与布雷维克的主张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真实世界的罪行远比小说更为残暴。上周出版的《观察家报》指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非独挪威作家之专长，事实上，这是近年来兴起的北欧罪案文学的共有特色，更内省，更阴郁，也更深刻。
此言不虚。瑞典、丹麦和冰岛的推理作家亦以社会评论为重，他们的笔下早已不再是老掉牙的情杀、性变态或恋尸狂，而是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剧变的关系和日渐增强的恐外心理。相形之下，英语罪案小说仍然难以跳出福尔摩斯或开膛手杰克的套路。
1986年，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遇刺身亡。五年后，约翰·奥松尼乌斯开始连续作案，以带激光瞄准镜的步枪射击移民共11人，致一人死，余者重伤。奥松尼乌斯被判终身监禁。记者耶勒特·塔马斯（Gellert Tamas）为之著书《激光人》，并称他为“瑞典社会的一面镜子”。
奥松尼乌斯犯案当年，瑞典作家亨宁·曼克尔（Henning Mankell）开始出版其侦探库特·沃兰德系列小说，同样深究社会与政治问题，渐成北欧罪案文学的一面大旗，全球销量近3000万册。后起之秀为近年来突然走红的千禧三部曲——《恨女人的男人们》、《玩火的女孩》和《空中碎阁》，其作者斯蒂格·拉松早年投身新闻业，持之以恒地揭露新纳粹分子，以致遭到死亡威胁。2004年11月，拉松因心脏病猝死，一度传言他遭到暗杀。
评论家玛丽·彼得松（Marie Peterson）认为，罪案小说之所以流行于北欧，盖因“它现代，它以一种易获承认的方式描写社会，且不回避重大问题”。《20世纪挪威文学传记辞典》在描述该国大作家扬·谢尔斯塔德（Jan Kjaerstad）时写道：“与北美不同，欧洲大多数地区存在着一种社会性的期待，寄望于小说家成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政治和社会议题的辩论中，担当突出的公共角色。”谢尔斯塔德本人亦曾指出，“作家的小说是影响公众思想最适合的媒介。”
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被视作社会的良心。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努特·汉姆生便是挪威文学史上的一个光荣的污点。他长期为国家社会主义大唱赞歌，甚至将自己的宝贝——诺贝尔奖章献给了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1940年，德军进犯之时，汉姆生公开呼吁同胞“扔下武器回家。德国人正在为我们全体而战斗，以粉碎英国加诸我国人民的暴政”。
战后，汉姆生被当作精神不正常的疯老头消音，他的政治遗产被封存，挪威大步迈入了理想的社会。约·内斯博回忆，今年6月，他与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以及另一个共同的朋友，一起骑自行车，准备出城远足。首相的两个保镖亦骑车跟随。行至十字路口，遇红灯而停，一辆小汽车停在首相身边，车窗摇下，司机叫道：“延斯！”挪威人珍视平等主义，对国家最高领导人亦直呼其名。“这儿有个小朋友想跟你打个招呼，他觉得这挺酷的。”司机说。斯托尔滕贝格微笑着，与汽车后座上的小男孩握手：“嗨，我是延斯。”
这正是人人追求的挪威社会理想的一幕，人人皆以为此情此景实属正常。首相戴着自行车头盔，小男孩系着安全带，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内斯博写道：“当然有什么地方会不对劲。有些东西总会不对劲。”
7·22之后某日，在火车上听到有个男人愤怒地叫喊时，内先生的下意识反应与以往不同：他先看自己的女儿是否安全，再为她寻找可能的逃生路线。“我希望能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这种新的反应会慢慢弱化。但我也知道它将永远，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他说，“7月22日将年年复生，对活在今日的挪威人而言，它将提醒我们的余生不再有保证，即使有头盔，又有安全带。”
内斯博最后写道：“那么，如果无路回返旧日，对于过去未曾受到触碰的、全体的、无意识的和天真的无畏而言，还有一条前行的路。要勇敢。要继续，一如从前。要甘受熬煎，而不必问‘这就是你得到的一切吗？’要拒绝让恐惧在路上设限，沿着这条路，我们将继续建设我们的社会。”
恐惧吞噬灵魂，狂怒摧毁明天。7月的灾难过后，挪威人民深知，此两害将远甚于布雷维克的炸药和枪弹。往日的安宁不再，唯有继续向前。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安宁与和谐必将愈行愈远。他们决定宽容和隐忍，即使这灾难绝非偶然。事前事后，作家们均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与判断。过去他们不忘社会批判，如今他们大声呼吁，决不放弃对理想社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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