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高校的“导师制”

    过去大学制度有“训导长制”和“导师制”，如今早已不见了踪影。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大学体制上实行所谓“训导长制”，即由国民党的“党棍”对大学实行监督，特别是对大学生实行思想控制和监控，从而普遍引起了大学师生的厌恶和反感。然而，在那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竟起用了唯一一例的非国民党党人来担任大学训导长，可以说，这是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一个罕觏！原来，1940年，原浙大训导长姜琦因遭师生的反对而被迫辞职，经慎重考虑，竺校长决定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于是，原本在高校扮演了一个尴尬角色的“训导长制”却在浙大“变形”为“费巩式”的自由主义和服务于学生的“改良版”，尽管它时间不长，却影响深远。其实，“训导长制”和“导师制”在当年是有着连带的关系的。

    早在1939年1月，费巩就在《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篇《施行导师制之商榷》的文章，文章中，费巩首先揭示“新式教育”被世人诟病的三点，即一、“教法偏于呆板”。这是说教师教学偏重于知识传授，疏于质疑问难，这是灌输而非启发式的教育；此外，现代教育强调“毛入学率”，学生人数激增，班级人数甚广，却又程度不一，师生之间缺乏互动，即缺乏能够教学相长的互动的关系。二、在费巩看来，在校园中最令人不安的，尤其是“师生关系太疏”，教师教学法的所谓止于“口耳授受”而已，最终形成“在讲堂为师生，出讲堂为路人”的尴尬局面，所谓“教师如负贩者，学生如购货者，交易而退，缘尽于此”，使教育呈商业化的趋势。三、教师教书“过重技术之传授，忽略人格之陶冶”，以上三个问题是联带的。对于这些问题，费巩是深恶痛绝的，于是他认同教育部采纳“导师制”以补救其弊，为此他还追述了发源于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和西方大学的成功学制，所谓前者可为称道者，是“为自由讲学之风气，与人格训练之注重”，如宋学“为师者皆忠信笃敬，毫发无伪，训警恳至，语自肺腑流出，宜其为群士信向也”，如明儒更“致力于气节之提倡”，这有东林党人等等，在晚清，则有浙大前身的中国第一家新式书院——杭州求是书院，它更是“自由讲学”与“人格训练”的垂范。这里，费巩所推崇的，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书院抑或西方英伦的学校，其实质即揭橥“通才教育”的理念，于此又彰显出“导师制”的优势，即这一制度若予以实施之后，是教师教学注重“博览群书”和“思想见解”，所谓导师者对导生“命题作文指示应读之书，批改课卷纠缪指正而外，相与探讨辨难，导师发问，诱导学生思索，学生质疑，乃得导师薪传”，如此，“导师与二三学子，时常相聚一堂，或坐斗室相对论学，或集诸子，茶点小饮于导师之家，剖析疑难而外，并得指示学生修养之法，解答学生个人问题。导师视门人如子弟，门人视导师如良师益友，从学之期虽暂，而缔交辄终身受其潜移默化，不觉品德与学问俱进也。”

    没的话说，过去“现行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依然是如今“现行教育”存在的问题，老话说的好，“太阳下面本来没有新鲜的东西”，当时费巩条分缕析的“导师制”存在的问题是：一，导师被上课和著述分去精力，且导生众多，无暇一一训导，使导师“多未能专致精力于斯”；二，现代教育的学制，以授课为主，师生缺乏更多交流；三，如果施行“导师制”，多数教师“学有专长”，“唯对一般问题，未必皆有兴趣，担任指导，容或缺少热忱。”对此费巩提出建议：一、学生课业重，教师亦苦于授课无度，于是师生无暇于“导师制”之所要求，或以为“额外之负担”，“敷衍了事”，“虚应故事”，进而他建议“补救之道应自减少上课钟点着手”，变灌输式教学为启发式教学，教师职责在“领导”、“指导”学生读书，而非“代替”，于是“凡可于书籍杂志内得之者，概可令学者自阅，不必代为讲述”。如此，“教师上堂，于某一问题，述其心得而外，只须提纲挈领，指示门径，开列参考书籍，令学者循依纲领，自加钻研，爬梳抉剔，作成札记。以其所得，乃于下次上堂，作为析疑问难之资，或由学生报告，或由教师发问，相与研讨探索，乃能有彻底之了解。”二、“导师制”要求教师除专业知识外，须能回答和指导“一般问题”，也即须能谙通社会和人生的基本问题，如此才能“训导”于学生。对此他建议试行梯阶式的导师配备，即学生大一、大二时所配给的导师“专教以为学而为人之道，其责职偏于修养方面，学校可就全校教授中征聘之，尤以文科方面之教师对此应多负责任”，分配时可采取“双向选择”机制；至学生高年级时，“则应有一本系教授为其导师，其责职偏于专门学术之指导。”此外，对于具体指导方法，费巩也设计了详细的方案，如指定时间，分组接见，“导师应就学生性之所近，指定有裨益修养之书，令于事前细心研诵体会，例如名人传记、先儒文集，以及记述先哲先贤嘉言懿行之书，皆足以为学生课余假期良好之读物。而为之师者，尤宜先自读过，每次接见，先听学生述其所见，然后出其修养所得，阅历所及，以告诸生。诸如勉学问、谨言动、慎交与、练事情、宏度量、励志行、省愆尤、安义命等道理，均足为逐次谈论之题材。循序渐进，每次见面有一题目可讲，始有实益可言。而于平日，导师尤应随时考验诸生身体力行之工夫如何，而有以督教之。举凡礼貌、仪态、举止、言动，皆应恳切训教，随时指正。所谓应对进退，穿衣吃饭，皆是学问，所不可忽。必如此，师生之关系始能日进于亲密，而亦始有师道可言。关系既深，相知有素，学子自肯吐其肺腑，个人如有难题，必乐就教于师，若人生观，若公民之立场，甚至恋爱经济就业等问题，均可就商于导师，导师因人因事而施教，而所谓生活指导之一问题，亦联带解决之矣。”

    这就是费巩“改良版”的“导师制”内容之一，此外他还特别强调导师的“身教”影响，即“导师者，品学端纯，足为表率，学生倾心相从，熏陶日久，自被感化于无形。是故人其作业，亦即同时受其陶冶。可以身教，正不必复以言教。师生相喻于无形，潜移默化之功，在不知不觉之间”。这也正合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所作之《大学一解》中的教育思想，即：“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