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模式的合理性辩护

    中国模式是中国崛起之后的世界发现，但是，中国模式不能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教条式的理解。中国模式是剑走偏锋的结果，它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避免了种种预言中的风险，创造了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持续的改革和社会转型给中国崛起奠定了基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将中国模式归结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发展经验问题，但是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说，则是一个战略问题、价值问题，而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这些发展经验意味着如何走向更大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开拓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现代化道路。随着中国国家竞争力的增强，世界的走向不再单纯由美国和欧洲所决定。中国模式是一个在自身经验教训的累积中不断反思和超越的发展模式，它既追求速度，又保持平稳；既保护暴富，又注重均衡。这种自我调整、不走极端、善于化危为机的智慧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虽然中国拒绝照搬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但是，党内越来越民主、政府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宽容却是不争的事实。官员面对记者“发飚”、政府网站回帖口气强硬等都会引起网民的愤怒。在网络里，谁也别想以教训人的口吻说话。郑永年认为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秩序，从而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改革中出现的反反复复问题。中国拒绝激进改革，选择了渐进改革。

    郑永年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基本的社会正义。在开放条件下建构秩序，必然面临着诸多困局。“中国模式”是建构在复杂的国情和国家治理难度较大的现实之上的，法治经验严重不足，发展与稳定、繁荣与公平、民主与和谐的矛盾十分突出。民主化作为国家建设的过程，必须进行精细的考量和细致的安排。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合法的、主权的、对人民负责的国家机器远比精英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政治游戏重要。郑永年认为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确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满足各方面发展要求、容纳民主政治因素的国家。民主不可能解决国家的所有问题。在保持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基本的社会正义前提下，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因为没有现成的治理模式可以仿效。诚如郑永年所言：“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过的不可能在中国重复。”任何国家的治理模式都不能偏离本国的历史和现实。

    作为国家缔造者，中国共产党虽然完成了从革命到执政、从激进到理性、从动员到协商的转变，但始终对人民需求保持敏感。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和人民建立有机的联系这一最重要的执政能力，从而避免了将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误区。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只是这一本质的表现形式。将民主政治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中，是一种积极的民主实践。民主是一种价值观，实现这一价值的途径是多元的，关键在于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随着宪政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民主会更加制度化、生活化。中央不断放权，政府逐渐变小，基层社会的民主治理问题日益迫切。民间组织迅速成长，形成了“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共致力于党政主导，而“创新”则是指吸收社会力量参与，运用多种方式治理。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靠政府单打一，特别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权，更多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自身来解决。这样一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依赖政府、抱怨政府。

    中国民主的重点在基层。基层民主决定着民众切身的利益，消除基层权力空间中的“土皇帝”现象，并不是一个过时的问题。实行直接选举的乡村民主，在消除家族、金钱等因素之后，其实更接近公民社会、公共生活。郑永年称之为“合法性下垂”现象。他发现，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原有的公共服务不复存在，中国农民成为真正的独立人，“因为农民没有在任何方面依附于国家，或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福利和服务而生存”。因此，乡村自治必须建立在保护农民权利的基础上。征地等让失地农民变得一无所有，从表面上看是对农民利益的侵夺，而实质上则是对政权基础的破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发展理念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再沿用“赶超”模式，向提高经济质量转变。但是，中国企业的创新力还远远不够，目前中国研发占GDP比例不到1.6%，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高通胀、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弱势群体所享受的福利和救济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因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而债台高筑。经济先发地区环境质量下降、生态恶化，环境资源承载力脆弱。社会诚信状况不佳，食品安全事件、建筑业欠薪现象、法院执行难问题不乏其例。随着国力的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力量对比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周边环境上，中国还面临着不少棘手问题，如南海争端、中日关系等。中国在外交上既要保持一贯的克制，又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对抗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这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

    中国既要加入世界市场体系，又要进入世界话语体系，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文化认同。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够成为一种国际力量，国家的影响力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不仅仅是李娜、姚明、孔子学院，而是公民的文明素质、政府的法治形象、知识分子的人文追求。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访华之后撰写文章《新鲜空气和苍蝇》，其中写道：“我在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作家对话时都很谨慎，不用一些不慎重的问题去刺激他们，但我还是听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抱怨年轻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公民生活和文化，以及哲学、艺术和宗教等问题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兴趣。所有人似乎都热衷于获得很好的技术和专业培训，为他们进入跨国企业、获得高薪或管理职位打开大门。大部分人只关心赚钱，赚很多的钱，生活得更好。”（西班牙《国家报》2011年7月7日）中国模式不应只是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应当是精神价值模式，使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精神充实、崇尚道德、遵守法律，有民族自豪感。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能够将各种思潮、主义和制度中国化。但是，也面临精神信仰缺乏、实用主义泛滥、功利主义严重的问题。中国对各种不同思想、意见的承受力越来越大，但是，凝聚共识、说服公众的力量却亟待增强。

    困境是一种动态的情境。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力量在应急救灾、举办大型活动方面显示出了巨大优势，在解决分散于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冲突上，却因为政府的全能和包揽而难免顾此失彼，也因为强烈的市场导向而忽视与人民幸福相关的慢性指标。各方面的利益群体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环保等问题上的争执如果不能折中或兼顾，就会为群体性事件埋下隐患。让弱势群体看到生活希望、获得更多机会、感受更多公平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是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