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观众本位是“定制电影”最大软肋

    将于8月上旬上档的电影《通道转兵》里，一群地方官员集体“触电”：湖南通道县一名副县长和司法局一名副局长扮演了国民党将军；另一名副县长杨少波，则率领商务局一名副局长、县政府办一秘书“投入”红色阵营，分别饰演任弼时、项英和红军军械科长。（《羊城晚报》7月28日报道）

    把电影创作与地方政府的资源推介结合起来，使电影厂与地方政府皆大欢喜，是当前“定制电影”方兴未艾的动力。但是这种全新的合作模式，最终还是要体现在银幕上，观众是否买账，才应该是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从常理来判断，定制电影赢得观众，恐怕不会乐观。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本质上来说，电影是一种文化。文化就要按照文化的规律来办。古今中外，所有受人追捧的好作品，文化厚重感总是不可缺少的。深刻的主题，新颖的题材，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生动的语言，传神的表演，以及音乐、美术、效果等辅助手段的丰富完美，共同撑起一部电影的高票房。而定制电影，由于必须要较多考虑投资者的广告诉求，遵从文化规律必然退居次要地位。镜头更多伸向哪里？情节、人物、语言更多服务于什么？那些上镜的副县长、局长懂表演吗？文化一缩水，作品必然庸俗浅薄，观众眼里是不揉沙子的。

    其二，近年来，尽管电影植入广告有所兴盛，但是效果如何大多属于“天知地知”，很难定论。如果为植入广告掏钱是一种企业行为，这也未尝不可，但是政府投资做这事，则大可商榷。因为政府投的都是财政资金，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达不到相应效果，是否有人为这样的风险担责呢？

    定制电影的最大尴尬，是很难给这样的作品定位。说其是文化艺术？里面却有很强的广告诉求，走正常发行渠道，难免有忽悠观众之嫌。观众不买账，恶评之下的植入的广告，倒有可能形成“负效应”；如果只作为当地形象宣传片定位，其命运就只能沦为在本地媒体循环播放。果真如此，这样的大手笔投入，是不是又太奢侈了？

    北京市丰台区  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