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与大历史

    一战期间，英法两国曾从中国招募14万华工，驰援欧洲战场。这些华工大部分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去往欧洲的路上历尽千辛万苦。先渡太平洋，再穿过加拿大，最后经大西洋到达欧洲战场。尽管华工对一战作出重大贡献，由于各种原因，关于他们与一战的历史反而被忘却了。今人能够知晓这段历史的，已经不多见。不久前，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的新著《西线上的陌生人：华工与一战》（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由哈佛大学出版（以下简称徐著）。徐著的问世，使得华工与一战这段曾经被遗忘的历史，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英法两国招募华工是为了支援他们的后方，为了更好的抵抗德军。当美国参战时，美国方面也得到华工的援助。除华工之外，还有南非、印度、越南等地的工人到法国去。不过，南非等地的工人支援协约国战争，是因为它们属于英法的殖民地，而中国不是。而且，中国派去的华工为数最多，工作时间最长。华工支援协约国完全是自愿的，他们作出的贡献也是最大的。

    徐著讲述华工关于一战的切身经历，以及他们在欧洲的生活、工作和与欧洲人交往的各种趣闻。简单的说，徐著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探讨华工与一战的关系：华工参战的军事意义；华工与中国的国家认同；华工与东西方文明的交融等几个方面。

    华工参战是中国政府在未能派兵参战的情况下而想出的一个替代方案，这就是徐著所谓的“以工代兵”战略。谈到参战，人们自然的会想到中国1917年的参战曾引发府院之争以及张勋复辟、南北对峙等后续问题。然而，正如徐著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参战并非段祺瑞政府一时的冲动或仅仅是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来借机打内战，实现段祺瑞的武力征南计划。中国参战是有一个社会思想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中国自1895年至1914年期间出现的民族危机意识是中国参战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个危机意识，就没有1917年的参战。这期间，中国不仅有了危机意识，还出现了一个“新公众”，他们关注国际时势，一心为救国谋出路。在此背景下，袁世凯曾在1914年8月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达中国派兵参战的愿望，可惜未能如愿。到了1915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以工代兵计划，就是通过派遣华工援助英法两国的对德战争。梁士诒是此项计划的创始人，他认为中国若能派遣华工援助英法的战争事业，就可以利用欧洲战争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为国争光。

    虽然14万参战的华工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们在近代中国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徐著是通过华工的视角来重新反思一战。以往学者在研究一战时，总是斤斤计较于战争的责任，追问哪个国家应该对一战的爆发负责。徐著思考的是华工对协约国作出何种贡献，以及华工如何引发中国精英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思考。

    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以及重新确立中国的国际地位。然而，如徐著所言，很少有人注意到华工与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竟有如此密切的关联。虽说这些赴欧参战的华工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他们对于中国和世界的认识也是稀里糊涂，但他们确实参与了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的事业，而且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华工通过在欧洲的亲身经历，以及他们与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其它国家工人们的朝夕相处，不仅产生了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意识，还形成了中国是世界一员的国家意识。更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晏阳初、蒋廷黻、林语堂和汪精卫等人曾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教工参与华工的扫盲教育，他们从华工身上发现了中国潜藏的伟力，确信迟早有一天中国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徐著详细探讨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精英如何因与华工的接触而改变了他们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认识，并因此产生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想。换言之，华工令蔡元培等知识精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在徐著看来，华工参战的意义更在于他们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对新的国家认同的寻求。从一开始，中国的精英、官员、教育人士等等都在从非常广阔的视角来考虑华工参战问题。他们希望华工参战能够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试想，十余万华工在欧洲战场上与英法等国的军队并肩作战，必将能成为沟通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桥梁。

    尽管北京政府和知识精英们曾对华工参战赋予如此之高的期望，不幸的是，这段历史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几乎都被遗忘殆尽。世人对华工参战历史的遗忘正好说明了人类的历史记忆从来都是选择性的。徐著指出，华工参战历史之所以被遗忘是由于相关国家从一开始就有意的遮蔽这段历史。英国陆军部就不情愿公开他们招募华工和寻求中国援战这一事实。如某学者所言，英国关于华工参战的公开报道“少得可怜，他们有时甚至为了协约国的宣传需要故意扭曲事实。英国陆军部有意压制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他们担心英国工会组织会起来抗议”。中国政府出于维护中立国地位的需要，也不得不低调处理华工参战问题。直到1917年，中国仍是中立国。故而，中国不希望德国方面知道中国在实施“以兵代工”战略，北京政府官员常常有意贬低英法招募华工的意义。当然，由于华工大都是文盲，他们未能留下参战经历的丰富文字记载。凡此种种造成了我们今天对华工参战历史的“集体失忆”。

    更糟糕的是，华工的形象在一战时期及其以后还被西方人“妖魔化”了。在华工生活过的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华工简直成为暴力抢劫、强奸、谋杀案的代名词。英国人对华工的印象也不好。英国女孩子普遍地“憎恶”华工，认为他们“游手好闲”。由于交流上的障碍和文化上的隔膜，欧洲人对华工的种种误解在战时是很寻常的事情。

    如上所言，华工的历史几度被遗忘被扭曲，要还原历史的真相，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徐国琦先生不畏艰辛，为搜寻史料，奔波于中英美法加等国档案机构之间。徐著利用了大量当事人书信、日记、基督教青年会报告、以及中英美法和加拿大等国的档案资料，得以重建华工与一战的复杂历史记忆图景。

    简单的说，徐著是通过描述一战华工这一不为人知的小人物群体的历史活动来反思一战的“大历史”，无论怎么看，都不失为当代国际史学界一部“以小见大”的优秀史学专著。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给徐著以极高的评价：“这是第一部深入研究一战期间14万华工在法国参战的学术著作。凭借对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的分析，该书对一战历史、国际移民、种族主义和跨文化交流等问题研究的推进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徐著行文流畅，叙述生动。这部书将使徐国琦置身中国近代史和国际史领域一流学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