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在1930年代的上海,想找一位文笔好、又懂得中国文化的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在英语世界出版,她慧眼看中了“林语堂”。这是赛珍珠完全陌生的名字,她仅在《中国评论周刊》上读过他的文章,即认可作者清新幽雅的风格。这位曾经留学哈佛大学、拿了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的写家,当时名气尚不大,只出版过几部散文随笔集。
1935年,林语堂不负所望,写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在纽约出版后,四个月就加印六次。《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影响更大。无非赏花、听雨、吟诗、弄月,但情调高洁,别具一格,浪漫之至。英语世界完全被这无上的“乐土”吸引:这还是那个辫子拖地、裹脚而行的老大帝国吗?
林语堂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假使生活中有奸诈、有权谋、有刀剑、有血光,他也会视若无睹,把中华民族最闪光的部分抽离出来,向着全世界吆喝。这何尝不是内在的自信和尊严感使然?
他的介绍当然有着很大的盲点。典籍上的中国及其文化,是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难道林语堂毫无意识?并非这般。
一个富藏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理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帮助多苦多难的人们,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当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这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那么也能够安度灾患。
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
20年前,我读初中,第一次大量看阅林语堂的书,就不由自主地喜爱,惊奇于原来我们的日子,可以过成这样。
美国通聂圣哲导演曾对我谈好莱坞大片,评价它们每一部都有提升人性的东西,打动我们的就是包藏在里面的美国文化,那都是内核。《阿甘正传》其实是励志片,证明一切人都会成功,只要不放弃;《拯救大兵瑞恩》传达了美国人的人道精神;《泰坦尼克号》则在绝境里拷问爱情、秩序的力量等等。
进而,聂圣哲教授还介绍了自己旅居美国时的生活经历,说很多美国人是从电影里了解中国的,他们“总以为中国人酿的酒是往酒里撒尿,以至于所有中国食品都不敢吃;认识我以后才知道这是假的,是一种误解”;留在美国人印象里的中国人“瘦小、病态、颓废、充满仇恨、从不洗澡,还带有点所谓的东方神秘。甚至都认为中国人不会打篮球”。姚明在美国NBA打球,一下子把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翻了一个个儿。他伟岸、敏捷、略带腼腆,成为美国人心目里中国人的新形象。姚明代表着一种文化力量。如果说李小龙曾经在美国给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健康的、正义的形象,那么现在的姚明,“树立的是一个更真实、更亲切、更积极向上的高大的中国人的形象”,这可能比获得多少体育金牌都珍贵。
这么看的话,当初林语堂给美国人写他的《吾国吾民》,模仿《红楼梦》写他的《京华烟云》等等,其可选可舍,的的确确是英明的、富有远见的。他那些艺术不会过时,恰如美国大片,它们永远能震颤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