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朋义：出版之螺旋上升

    时常在一些大型出版论坛见到李朋义，他西装革履，气度雍容，不论是讲话还是点评，高瞻远瞩，眼光独到，措辞精准，现场整理下来，无需编修，就是好文。就像此次我对他的采访，他会反问，你这个问题的背景分析有数据支持吗？定性准确吗？如此理性且严谨的李朋义，居然也是那个“在最后一次以外研社社长身份做经营情况分析的临别讲话中，他情难自禁，两度哽咽”、“吃住三月都在大兴外语培训基地的工地上”“他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饿了就吃点面包，渴了就喝瓶矿泉水，三天后，他拿出了《外研社改革与发展的综合方案》”“明明患有糖尿病，医生严厉警告不许喝酒，但还是敬起酒来不掺假、工作起来不要命”的“疯狂”李朋义吗？理性与激情，理想与实干，藏与露，如此和谐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实不多见。

    这样的人物，在一手缔造了外研发展神话后，再执掌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这艘出版巨鳄的门户，说全国的出版界都为之一震，并不夸张。刚成立仅数月，中国教育出版集团就获评中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在文化企业三十强的历次评选中，此为孤例。

    将毕生心力都奉献给了出版事业，并不代表李朋义就迷信传统出版，他以更大的格局与器宇来俯瞰出版，得出了出版事业不断在螺旋上升的结论。所以，他并不讳言传统出版在当今所遭遇的挑战：“一是因为互联网大行其道，读者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国际上看，这是一种大趋势。第二，出版者内容创新的力度不大。出版界包括作者有一种浮躁的心态，虽然也有不少新品面市，但整体而言，创新匮乏。第三，出版界数字化的商业模式还在探索。”

    在一场席卷世界的出版变革大潮中，国际出版人也有多种讨论和判定。“有的讲内容为王，有的讲渠道为王，有的讲便捷为王，但是，作为内容产业的出版业，还是要以好的内容取胜。”李朋义判断。

    国外大的出版集团大都顺利地完成了数字化转型，而国内出版社转型多艰，尚未看到可以替代传统出版业务规模的新业态模式，李朋义的分析首先是，“行业中有太多的企业，都想自己订立独立的标准，从而不能形成统一的数字化的标准；同时，内容无法有效整合，形成海量内容基础。”对此，他用了一个俏皮的比喻，“中国有占山为王的传统，如阎锡山为了山西的煤而修铁路时用窄轨。”其次，则是观念问题、投入问题和人才问题。“我们不少出版单位，没有这么强的综合实力对数字出版加大投入。”而人才的匮乏，李朋义不仅指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数字出版的经营人才。

    要谈出版业的变革发展，首先要纠正过去的一个谬误——所谓的“出版暴利论”。出版行业是独特的上游定价制，上游出版社的图书定价中，既包括出版商的成本与利润，还有流通领域与零售终端的成本与利润。出版商成本为图书定价的四折，六折发货，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余下六折的利润，出版商的利润仅为两个点，是微利。所以，出版暴利说实为谬种流传，但对出版业的影响实在太大。“人家认为我们是暴利，就对我们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图书定价问题，教材定价限制过低。我不反对限价，牵涉到义务教育和国家政府采购等层面，但是，整个教材领域定价太低，使得出版者对创新、对作者的创新投入不足，而创新是出版的根基。第二，由于所谓的暴利说，读者对图书定价有一种误解，读者见到几十块钱的书，就觉得太贵。别忘了，几十块钱，一本小说读慢一点可以品一两个月，快一点，读一个星期，可是几十块钱买一个冰淇淋，一杯咖啡，20分钟就消费完了。”在李朋义看来，有的书是可以在书架上放一辈子的，是提高人的素质的基本产品，对这样的产品，几十块钱还嫌贵，读者的认识是有误区的。

    家电产业就是前车之鉴，恶性价格战让家电产业举步维艰。“由于过度竞争，利润太薄，严重影响家电产业对核心技术的创新。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限制了整个产业的发展。图书定价低，我认为，已经限制了产业发展。”

    在伦敦国际书展上，励德·爱思唯尔总裁、哈珀柯林斯总裁、企鹅出版公司总裁和李朋义进行了一场对谈，题目就是，数字出版是革命还是革新。李朋义的基本观点是，数字出版是革新，而不是革命。他的分析是：“第一，传统的出版机构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传统的纸质读物也不会消失。长期从事内容的出版工作，拥有一批非常好的编辑出版队伍，包括作者队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信息爆炸的时代，读者要从大量或者海量的信息中，选取他所需要的那部分内容。而出版编辑加工的优势，使出版人能够从海量信息中选取读者最需要的内容，“这也许是我们传统出版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个性化的定制”。

    对于正在摸索中的出版转型之途，李朋义的建议是：“有大量内容的出版集团，可以建自己的数字出版平台，或者联合起来，共享数字出版平台；教育出版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进行个性化的生产定制。但是，总而言之，”

    李朋义心心念念新闻集团旗下的路透社，“拥有无穷的资源，全球的各种新闻资源和出版资源”。他心目中真正的传媒集团，有自己的出版，有自己的报刊，还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广播及网络媒体，如果能做得到的话，最好还有通讯社这样的新闻机构。但是，“在我们看得见的时间之内，任何一个集团，即使办得再大，也不可能并购通讯社。”李朋义将此称为国家层面的问题，不愿多谈，然而，“不解决条块分割的问题，大出版、大流通的格局就不能实现”。

    无论如何，作为文化产业核心部分的出版业，正在迎来自己史无前例的机遇期。吃透政策，是一位企业家必做的功课。中国教育出版集团的基本定位为“植根教育，弘扬学术，繁荣文化，服务社会”，具体而言，就是“坚持导向，挺拔主业”。而这个主业，李朋义和他的管理团队定下的是“大教育出版产业”。“中国两三亿的大中小学生，是我们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我们要出版代表国家意志、代表主流意识的最优质的教材，这是我们主要的产品。第二，要做好我们数字出版的平台；第三，要建设好我们自己的销售渠道，建设全国营销网络；再次，我们上市之后，要进行一些联合兼并重组，包括国际上的兼并联合。第五，要把投资用在我们内部的信息化改造上。”与其同时，教育培训等延伸产品的开发正在进行中。显然，在中国教育出版集团的长远蓝图中，其根，深扎国内；其气魄，放眼天下。

    李朋义深谙资本的魔力，他将资本看作唯一能与行政比肩的一种力量。今天，距中国教育出版集团“力争2012年上半年A股发行上市”的规划，堪堪只有一年，中国教育出版集团还将为中国出版带来什么呢？我们凝神等待。（本报记者  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