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文化”与防灾意识

    早在1990年，联合国国际减灾活动发端时，剑桥大学就以“突变”为题举办了第五次达尔文学院的系列讨论，并结集成书，该书2006年推出了中译本（《理解灾变》）。联想已三周年的汶川“5·12”大地震及日本已持续两个月的“3·11”复合巨灾的事实，不能不发问：人类究竟理解灾变吗？我们如何做才更有胸怀，更符合国际视野？我认为，无论是中国汶川“5·12”地震，还是日本“3·11”复合巨灾，都是全人类的浩劫，由此应催生联合国应对巨灾机制的改变。

    在刚问世的《汶川大地震冲击波》中，本人是策划编辑，并从防灾科技工作者的角度撰写了“跨跃断裂的重建”文稿，文章不仅有从古建筑保护到新北川中学设计、参加国家《中小学建筑设计规范》编制的内容，更有从汶川扩展到中国西部安全的系统建议。

    我始终认为，各国的巨灾，其教训属于全世界。中国汶川也好，日本仙台也罢，在共同应对全球巨灾的问题上，绝无种族、国界和信仰之分。任何狭隘都是一种退步和残忍。值此之际，我有三点体会要与大家交流：

    1、我们该如何发展“灾难文化”。日本著名科幻作家小松在京的扛鼎之作《日本沉没》曾创下发行400万册的畅销纪录，小说最令人难忘的结局是：因为大规模的地壳变动，日本列岛多次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巨大的海啸冲入陆地，日本列岛沉没了；石黑耀被称作“描写日本未来灾难第一人”，2002年他凭借描写火山喷发恐怖景象的处女作《死都日本》，摘取日本第26届梅菲斯特奖……这些灾害文学作品无疑有助于增进政府和公众的防灾意识。对中国而言，近年来中国的“灾事”不可谓不严重，今年又值唐山大地震35周年，但纵观中国的防灾减灾文化类图书，正呈浅薄的繁荣态，绝大多数防灾类图书尚缺少超越灌输式减灾自护常识而有真正启蒙意义的灾难文化内涵。这反映了我们的差距。

    2、我们该如何理解有些灾变太罕见，人类尚防不胜防。面对“3·11”复合巨灾中核危机的升级，日本从政府到东电公司都遭到日益尖锐的批评之声。面对史上最惨烈的地震海啸及叠加的“核灾”，确已经暴露了作为全球防灾强国的日本也必然须正视无穷的“未知”，缺少复合巨灾应对之策是日本乃至全球都应汲取的教训。

    3、我们该如何汲取巨灾给安全发展留下的教训。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的过度扩张的弊端有目共睹，警示政府必须放弃大而全的发展模式，认真考虑城市安全承载力，思考如何加强应对突发事件及大灾难的综合实力。

    （作者为《汶川大地震冲击波》策划编辑、撰稿人；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