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朵金花”的学术史解析

    蒋海升博士的著作《“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选取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段落，即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界的“五朵金花”论战，细致梳理了这场论战的过程，认真检讨了其成败得失，并试图寻求和总结这一史学事件对当前史学研究的有益启示。所谓“五朵金花”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下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个基本历史理论问题。环绕这五个命题，史学界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和争鸣，众说纷纭，高潮迭起，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中后期才归于消歇。绚烂夺目的“五朵金花”可谓建国初期大陆史学界的显学，甚至可以视作一个学术时代的表征。然而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在今日学习或研究历史的年轻一代中间，恐怕不知“五朵金花”为何物者大有人在。这段学术史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因此，此书抓住了近60年以来学术史上的关键一环，首先具有打捞、抢救的性质。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习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论著局限于史部目录学或史家小传的层次不同，本书紧扣当前学术界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弥漫着浓烈的问题意识。本书与过去简单地对五场论战分头进行一般描述性的综述不同，首次以“社会”与“学术”互动的视角从整体上全面把握、梳理了“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起源与发展脉络，并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评析，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五朵金花”在这里是被看作学术史研究的一个个案，而非在“历史理论”意义上要求回答、解决的几个命题；如果说当年“五朵金花”所讨论的问题是“思辨”性质的问题的话，那么这里则是在“史”的意义上的问题探讨。换句话说，这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参与五个命题的讨论，而是在知识论意义上去探寻这五个问题提出的过程，去分析它们身上体现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在理论分析过程中，作者聚焦于“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这一中心问题，以“西方话语”这一概念为观照基点，对“五朵金花”问题讨论所依托的理论预设、所使用的主要概念进行了解剖。“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渗透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史的描述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为中介进行的。如何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本书指出，“五朵金花”论战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以论带史”的特征。“五朵金花”建立在依次递进的“五种生产方式”是人类所必经的历史阶段这样一个理论预设之上，这个理论预设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紧张是造成“五朵金花”问题讨论众说纷纭、争执不休的源头。人们使用基于欧洲经验的“五种生产方式”作为“一般”来套中国历史，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特殊”来解释西方模式与中国历史事实的不相兼容，在观念上不自觉地接受了“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甚至连讨论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如“奴隶”、“封建”、“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土地所有制”、“民族”等，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如何得到恰当的运用，都有可讨论的余地，不是可以简单地“拿来”就可以行得通的。事实证明，从欧洲经验中提炼出的理论模式、核心概念与中国历史实际的歧异和落差是“五朵金花”讨论中意见纷纭的主因。这种分析、判断与学术界目前对“五朵金花”中某些具体问题的反思与清理不同，是从整体上抓住了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的根本症结，因而更具有冲击力。

    作者对“五朵金花”的研究与评判，怀有密切的现实观照。“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使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进行解析而产生的分歧，体现了“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越来越频繁地接受“西方话语”冲击的中国史学研究不无裨益。当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话语”凭借经济、政治、科学实力做后盾，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物质实力相对弱小的民族和国家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全方位渗透下日益“失语”。回顾“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兴衰过程，考察其与西方话语的广泛联系，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学术史、特别是当代50年学术史的研究，对当前的学术研究亦能提供一些借鉴。

    更难能可贵的是，与学术界一些人对“五朵金花”的全盘否定不同，本书指出，“西方话语”虽然与中国历史时空存在距离，但它毕竟引入了新的思考视角和概念工具，催生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书指出，“五朵金花”虽然染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们毕竟还是在学术领域内绽放的，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是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上、怀着对学问本身的真诚与执着进行讨论的，他们通过新的观察视角、运用新的概念工具在“中国历史”领域里反复耕耘，事实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业绩，其中有些成就甚至已经远远超过学者们的最初动机。这些判断是公允的。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曾经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流行三十余年的“五朵金花”，既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又不能忽视在它指导下中国历史研究所取得的许多实际进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如何抱持自觉的姿态、扬弃的立场，在鲜明的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形成与“西方话语”的对话机制，最终建构本土化的历史话语系统，这才是值得每一个历史学者深思的问题。这种关切不能不说是意义极为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