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出版业由事业向企业转型已接近完成,为了适应企业的性质,属于旧体制的障碍必须冲破,过时的旧观念需要更新。而为了充分激发企业的活力,还有更多明显薄弱或未曾涉及的新领域亟待去开拓。在这有破有立的过程中,都要提倡科学和严谨的态度,既克服只凭老皇历办事的保守思想,也要防止一时头脑发热,“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对于后者,我觉得当前很有必要提醒和强调,出版人在经营中,切勿淡忘“以书养书”这项出版业的优良传统。
因为现在确有上述“淡忘”的倾向。表现在:强调企业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淡忘了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只顾盈利,不惜打“擦边球”,通过“包装”掩盖违规触法;在多元发展的名义下,一味扩充规模和操纵资本运作,削弱了对多出好书的倾心关注;片面追逐畅销效应,不加区别地推行个人利润承包,以盈利定选题。其后果,不仅为某些低俗书、侵权书、另类书及伪书开了绿灯,更阻碍了学术著作等优秀文化的传播和积累。
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自然有多方面,但从出版业本身来看,有些出版人在“出版产业化”的认识上存在误区,似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片面地以“产业养书”代替“以书养书”,把出版业“以畅销书养学术书”这种互为生存的传统,异化为“先多赚钱,再出赔钱书”。表面上看,强调发展了经济实力,才有能力支撑出好书,这个立意没有错,但在实践中,这种观念的变异,不仅仅是对赚钱与出好书在次序上的割裂,更导致出版人在坚守多出好书这个工作重心上,产生观念模糊乃至动摇。常听见高校和学术界朋友,责怪现在出版社“只问赚钱,不顾学术”,许多学术著作,若作者不出钱,或没有科研经费补贴,要想出版是相当困难的。难怪近几年有些出版社码洋和收入上得很快,而高质量的图书却未见多出,这也许正是上述这种“割裂”带来的负面效应。
由此我以为,搞出版,还是要讲“以书养书”;出版业健康的发展,更离不开“以书养书”。在深化出版改革中,有必要把“以书养书”这项传统,提升到出版业客观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在出版改制以后,继续坚守和运用好这项出版业重要的规律。
“以书养书”:
合理配置出版资源的需要
出版活动上游的源头是合理配置出版资源。古今生产发展的轨迹,社会历史演变的历程,以及人类文明积累的成果,构成了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出版资源。这些资源,有一些是一次性的,随着时间消失,它的价值也消亡了。但更多的文化资源,是动态和发展的。它可以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类认知的提升,使原有的文明成果衍生、互补、合成、增值,从而不断变换和发展为新的科技和文化资源,并成为出版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内容源泉。
社会文明成果这种繁殖、出新的过程,需要在一种健全和互相促进的文化生态中进行。在出版领域,学术书、工具书、图画书、休闲书、畅销书等各类书的同时存在,构成了图书的创作与消费得以延续的文化生态。“以书养书”,就是通过以盈补亏、以丰补歉这种经营模式,维持了各类图书在相同时间内的均衡生产和供应,保证了文化生态的稳定。正是这种各类图书共生并存的环境,传承并促进了科技与文化的进步与繁荣,从而不断地充实和拓展着出版资源。由此可见,基于出版社先天的文化属性,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能完全由市场来配置出版资源,而是应该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书养书”充分体现了这个要求,无疑是兼顾两个效益,达到合理配置出版资源的一项有效经营原则。
“以书养书”:
促文化多元发展
从出版的下游——图书的销售与消费来看,实行“以书养书”,才能促进文化多元发展,从而满足读者不同的需要。阅读是一种私人行为,阅读的需求,是随着读者求知欲望与欣赏兴趣而变化的。加上身处信息时代,受各种媒介难辨真伪的宣传和诱惑,使人们阅读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个人化。这当中自然有不少是出于跟风,只求浅尝辄止的浅阅读;但也有相当多是为了研究学术,认真读书做学问的;甚至还有甘于寂寞,坚守冷门领域,从事着默默无闻的学术耕耘。尤其是跨文化时代,高雅与通俗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保持清高与追逐时尚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并存。喜欢看郭敬明“最小说”的人,同时也有兴趣去买考古专业的书,而一位航天科学家,闲时也想看看《鬼吹灯》以调剂精神。可见,不同层次的阅读需要,呼唤着文化的多元发展,而“以书养书”,正是出版业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必由之道。
倘若出版社放弃“以书养书”,实际后果必然是,精力、资金都朝出版畅销书或“短平快”赚钱项目倾斜,而学术书、文化积累书势必被削弱,乃至被边缘化。这种畸形出版当然会波及书店。很难想像,书店摆满的全是名人轶事、明星自传、另类小说、悬疑鬼怪、美容养生、买彩炒股、再加上五花八门的教辅书,这样的书店还有书香味吗?
出版创品牌须坚持“以书养书”
出书是出版的主业,出版的品牌,自然要依赖图书的质量与出版者的行为来塑造。赚钱的畅销书中,固然也有质量较高、能为创品牌加分的,但出版社真正形成品牌的主要因素,首先还是依赖所出优质学术著作和文艺佳作带来优良声誉的长期积累;其次是出版人的素质、眼光和诚信,受到公认的赞誉。而这两条,都与坚持“以书养书”有关。
因为实行了“以书养书”,出版社运用丰歉调剂,基本解除了编辑组稿的经济压力,使他们勤于调研,掌握学科研究和创作动向,并主动热情联系高水平作者,及时抓到高质量的书稿。结果就是:有助于创品牌的书出版多了,担心学术书稿难以出版的作者放心了,能买到心仪好书的读者开心了,出版社的声誉自然也就提高了。
现实中就有不少这样成功的范例。我国著名的老牌出版社,诸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解放前没有人给他们补贴资助,全靠“以书养书”,不仅在竞争中生存,而且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国民族出版业的开拓者。商务印书馆当年出版的学术理论,有很多都要赔钱,全靠商务版的教材和工具书挣钱来支撑。中华书局出的文史类图书,印数都很少,但他们也出过介绍古文佳作不设封面的“中华活页文选”,成本低,印量大,收益不错。至于三联书店出版的许多革命书籍,不仅不赚钱,还常常因国民党当局的封杀而蒙受损失,也是得益于“以书养书”,才使它顽强地坚持下来了。
倡导出版业坚守“以书养书”,绝非把它与多种经营、多元发展对立起来。在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出版业跳出纸质出版这一传统领域,参与、介入更大的竞争领域,这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不过,鉴于出版业的文化属性,这类扩张,应提倡尽量还与文化相关联。因为搞文化你在行,国家也是指望你把文化搞好,而不是企求你脱离本行去赚钱。中国现在中石油最赚钱,若一心赚钱也想去经营石油,岂不太不靠谱了吗?出版业转型也好,改革也好,必然有取有舍。既要敢于扬弃,又要勇于有坚守,这样才不会走大的弯路。(本文作者为江苏教育出版社总编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