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的被杀与刘宋的国策

    关于著名诗人谢灵运（385—433）被杀的原因，《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说是由于他“兴兵叛逸”、“有逆志”；也有人认为是性格悲剧，同样用《宋书》本传上的话，即“为性褊激”。其实这些都是表象。事实上，谢灵运之死于非命，乃是其封山占泽的违法行为与刘宋初年的基本国策相冲突的必然结果。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记载，义熙八年（412）十一月，刘裕攻伐荆州刺史刘毅，至江陵，就曾下书要求“州郡县屯田池塞，诸非军国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而在此以前，山湖川泽，为豪强霸占，百姓薪采渔钓，都要向他们缴纳税款，这部分财政收入流入豪族，国家反而不能从中受益。至此，刘裕禁断之。这样，豪族就不能从中渔利，税款直接由国家掌握。针对当时百姓居所不定这一情况，刘裕认为当年大司马桓温，因为人民居住地不固定，流动性大，难以治理，就实行庚戌土断，使得财税宽裕、国家用度充足。因此他上表皇帝，“请准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可见，在刘裕实行土断之前，豪强士族广占山泽，兼并激烈，对国家财税影响甚大。刘裕主张打击豪强势力，加强皇权，必然反对这种广占山泽以自肥的行为。刘裕的恢复桓温“庚戌土断”之措施，则在于解决山湖川泽为豪强所专给国家财税等带来的损失。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战乱纷争，南迁之北人和南方土著居徙不定，国家为便于管理，增加财政收入，以百姓现居的州、郡、县为准，编定户籍，谓之土断。刘裕在表中提到的桓温庚戌土断发生在兴宁二年（364），《晋书·哀帝纪》称“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早在东晋时代，桓温采取土断的措施就是雷厉风行的，《晋书·宗室列传》载，庚戌土断期间，不允许藏匿人口，宗室司马玄隐瞒五户，桓温就上表弹劾他违反禁令，交付廷尉处理。土断之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明显提高，取得了“财阜国丰”的效果。刘裕则依法仿效，在抑制豪强过程中，采取了极为有力的措施，据《宋书·武帝纪中》，自东晋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能保有产业，这种状况一直得不到改善。可是刘裕实行土断期间，“豪强肃然，远近知禁”。会稽余姚虞亮藏匿亡命千余人，刘裕就将虞亮诛杀，并把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免职。

    可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谢灵运却是贪得无厌，顶风而上。《宋书》本传说他“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常常带着众多奴仆，数百门生故旧，“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更有甚者，他曾带着随从数百人自始宁（属会稽郡，在今浙江上虞南、嵊县北）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郡（治所章安，今属浙江台州），以至于临海太守王琇大为惊骇，以为是山贼入侵劫掠。“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除此之外，他还想求湖为田。“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求回踵湖不成，“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求湖对国家的危害，《宋书》本传上说的也很清楚，回踵湖是“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岯崲湖则由谢灵运自己说了出来：“正虑决湖多害生命。”可见他对国家的相关政策一向是置若罔闻的。

    由以上可见，谢灵运的行为与刘裕尚未称帝时定下的国策存在严重冲突。义熙年间，国家政权实际上已经由刘裕掌握，他称帝后必然赓续以前的主张。而且，据胡阿祥《论土断》（《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一文，元嘉八年（431），即在谢灵运死前二年，宋文帝也曾实施过土断。处在风口上的谢灵运，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给钱令买弓箭刀楯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篡取谢……如意之后，功劳是同”云云，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仅为“诏于广州行弃市刑”的借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