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中的地理名著,诸如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洛阳伽蓝记》,系统著录水道所流经地区自然、经济地理的《水经注》,记事详瞻,不仅是研究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更有超常的文学价值。文笔或雄健俊美,或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后世难以超越。
其实古人所编纂的各地地方志,除了记述历史沿革、地形地貌、民族演进、史籍文化……等等,同样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欣赏价值。如素为坊间推崇的《遵义府志》,其文学价值就接近北魏文学双壁《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它的编纂者是晚清文学扛鼎人物郑珍和莫友芝,这就不奇怪了。该书梁启超对之甚为推崇,“郑子尹、莫子偲之《遵义府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
纂述百万言的大型方志,在郑珍、莫友芝,首在穷搜资料,详加考证鉴别,逐次引述说明,但在郑、莫二君,不愧西南大儒,创作的天赋和观察的心得往往信笔写出,左右逢源,不择地而出。
山川卷,都是美妙记叙。他们在对山陵、城邑、古迹沿革、风习传说繁征博引,详加考求的同时,笔致情不自禁的跳脱出来,为山水风物造像。山川一卷在书中所占篇幅超大,有时放手去写,仿佛思绪都在千山万山之外,有时寥寥数语,却又疏落有致。叙山水奇胜,文藻奇丽,描写景物,片言只字,妙绝古今,形神毕现。“山水知己”这样一个美学命题,正是笔墨内里山水神韵所造就。
“宝峰,在城西南五十里,山拔起平原中,体皆石成,老树森错……洞顶垂乳玲珑,若宝盖,若莲花,若璎珞,若牙签、贝叶,若飞鸟、游麟,千奇万态,不可名状……石径藏万木中,盛夏不热。”
文心山,“万竹裹之,浑忘炎夏。下产葡萄石,黑质白章。”“分水岭,峻岭横空,石壁巉绝,中通一径,遵、桐分界,亦要路也。岭北有木平林,岭南有苏箭棚。左右悬岩,盘腰鸟道,皆可通桐梓。”
笔触稍加濡染,即进入岁月深处元气淋漓的神秘氛围。整个构架,如拔花生,一提丛集,数柱茎叶,连着多量的子线,果实丰盈,一切是浑然天成,波澜迭起;镌刻一般,扎实醒透,又确凿不移。
这些大自然性格风貌的敏感记录,姿态各异,潜藏充量的美学信息,而又徐徐释放之。笔触仿佛与山水一般,葆有水木明瑟、清幽深邃的意态,极高明地包孕微婉情致,信手点染,皆成妙谛。
物产的谷类,引述杨雄、左思等人诗文,然后详加解说,“玉蜀黍,俗呼包谷,色红、白,纯者粘,杂者糯,清明前后种,七八月收。岁视此为丰歉,此丰,稻不大熟亦无损。价视米贱,而耐食。食之又省便。夫人所唾弃,农家之性命也。其糜作糖,视米制更甘脆。”
方志写物产不像群芳谱,里面更充溢关心民瘼的至诚用心。又如写木姜,引述多条前人所记述,但多着眼于实用,于是在本条的末尾,作者就加一条前人未及道的特征,“今郡人通呼木姜,其花味尤香美。”
杂记卷,记刺梨:“名者为送春归。春深吐艳,大如菊,密萼繁英,红紫相间而成,色实尤美。黔之四封出产,移之他境则不生。”学术价值之外,还有心情美学的闪展腾挪。
区域人文志书《施州考古录》,虽不大见人道及,实则常有绝妙好词,该书记载上古至清末恩施一带人文地理的衍变。作者系郑永禧,他是衢州人,于民国六年冬月担任恩施县任知事,期间撰述《施州考古录》。偶见此书,为其幽深藻采所迷醉,最震撼的是这句“风琴雨管成春梦,犵鸟蛮花豁醉眸。”凭藉大自然风云变换的装点,复现原生态自然生命之美。把一种野逸幽深的古奥风景,鬼斧神工地予以再现,有一种“水色山光自古悲”的诗人移情的效力,但又不止于此,而是情绪的浸润和精神的超脱逸出同在。丛发葳蕤的古朴原生态,以并不惊诧的辞藻再现,实因境界的再创造,赋予了更深切的情绪哲学的意蕴。
至于海南方志,若《光绪崖州志》,纪沉香、舆地诸篇,均有不错的文笔,值得仔细品味揣摩,当然它吸收袭用大量前人的著述文字,这是如顾颉刚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乃属方志编纂必要手段之一。
另有一些篇幅相对较小的小书,也有耐人咀嚼的文字表述。如清后期无名氏所作小志《琼州志》,在疆圉形胜这一节中,作者写道:“琼山在北,崖州在南,与安南诸国相望,东南则陵水,西北则澄迈、临高……琼、崖相去,循黎而行,千二百余里;儋、万相望,中隔黎岐,度山越岭,鸟道羊肠,外人莫到,约而计之,亦不下八九百里。”
中部高山,“皆崇山峻岭,密菁深林,毒雾迷空,瘴烟蔽野。又其内为五指山,上常有云气,峭壁悬崖,重峦叠嶂,人迹所不能到。”
书中写黎母山也常为云雾盘绕,“有攀附而登者,每迷失路,悲号祷祝竟日,始识归途,故人迹罕至焉。”
叙述了几条大江的来由,又描述其他水系,“至各州县水源,皆出黎峒深处,自高而下,势若建瓴,疾流奔放,与中巨石相击触,滂湃轰豗,声闻数里。”
《琼州志》扼要地指出地理风貌和大致沿革,文笔不枝不蔓,稳健从容,清隽而不乏纡徐的理致,很能慢慢释放大自然惊心动魂的万千气象。其间潜藏一种典雅之美,若有深意存焉。多读方志古书,让祖先的智慧滋润我们的心眼,更丰饶其多维多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