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与中外语言学家的交流与友谊

    赵元任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导师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他相貌儒雅，风度翩翩，语言诙谐，而非长袍马褂圆眼镜中分头的旧式学究。他的学问不是闭门造车搞出来的，而是在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切磋中领得风骚的。他与许多国内外语言学家外打过交道，还与其中一些保持着长期的友谊。

    自18岁考取清华庚款留美生后，赵元任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中间仅有几年在清华和中研院度过。即便这样，他与国内学者也并不隔膜，刘半农就是他的一位好友。五四运动后，刘半农到伦敦大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语言学系就读，专攻实验语音学。后因经济原因转到法国巴黎大学。在经济拮据的窘境中，刘半农很少与人交往。赵元任1924年访法，拜访了刘半农。刘半农正在作博士论文，赵元任同他讨论了许多语言学问题，包括后来在语音学上颇有影响的刘氏“乙二声调推断尺”。安贫守拙的刘半农对赵元任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赵元任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适值“三一八惨案”,刘半农愤怒而做《呜呼三月一十八》，赵元任随即谱曲。他们在音乐上多次合作，赵元任音乐作品的代表作之一《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刘半农作的词，后来赵元任亲自献唱，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了这首歌的唱片，随后，此歌成为当时年轻人竞相传唱的流行歌曲之一。1925年，刘半农发起组织“数人会”，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林语堂等人参加。赵元任主稿，拟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稿本。该年年底，教育部国语统一会接受了他们提出的以北京音系为国音的建议。1934年，刘半农英年早逝，赵元任为其写《刘半农先生》寄托哀思：“半农和我是一个多方面的小同行。我们都搞敲敲打打拉拉吹吹的玩意儿。……这些年来跟他编曲和讨论乐律问题也都像成了一种习惯似的。”（赵元任：《刘半农先生》，《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34年第4期，第489-490页。）且题挽联一副：“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由于常年身居美国，赵元任与国外现代语言学家有着更多交往的便利。

    1915年至1918年，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其兴趣已至语言学方面。他注意扩展所学，结识求教一些学者与教授。如“多次会晤卫斯理大学的谢费德（A.D. Sheffield）教授，在中国和他谈论很多语言问题”。（赵元任：《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1918年，赵元任结识了以《基本英语》闻名的语言学家里查德（Ivor A.Richards）。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时候，里查德成为他的同事。后来，赵元任对里查德和欧格登共同发明的基本英语产生浓厚兴趣，还写了一本基本英语教科书，并以非美国口音灌了一套录音片。赵元任与里查德保持多年联系，讨论语言问题。1940年，赵元任到麻州剑桥参加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会议时，就专门前往拜访里查德，讨论基本英语。赵元任著《通字方案》，也是受“基本英语”学术思想的一定启发和影响。（赵元任私人文件夹“A System of General Chinese”打印稿，赵新那、黄培云：《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7页。）

    1939年到1941年，赵元任在耶鲁大学做访问教授，与一些语言学专家建立了默契的合作关系。耶鲁大学当时是美国的语言学中心，著名语言学家Franklin Edgerton，E.H.Sturtevant和年轻的语言学家George L. Trager，Bernard Bloch，Isidor Dyen以及在中国出生的George A. Kennedy等都在。每月他们都有一个聚会讲演和聚餐（Yale Linguistic Club meeting and dinner），许多大学的语言学家也常前来参加讨论和聚餐。赵元任很快融入这个群体，以很大的兴趣与夫人杨步伟一道参加了几乎所有聚会，与其他语言学家交流研究心得，培养私人情谊。一年后，莱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也来到耶鲁，“在语言学方面真是精华荟萃一道了”。（杨步伟：《杂记赵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赵元任在来耶鲁之前就阅读、研究了结构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教授的专著《语言论》，并与他通信，探讨问题。赵元任表示布龙菲尔德对他的学术影响很大。在耶鲁任教期间，赵元任常与布龙菲尔德切磋学问。后来，赵元任要离开，布龙菲尔德深感遗憾，再三挽留。赵元任亦觉不舍，因为在这个学术精英荟萃的地方，他“得了一大些领略他学问上的朋友”。（杂记赵家》，第332页。）以后，赵元任人虽不在耶鲁，还多次回来参加耶鲁语言俱乐部（Yale Linguistic Club）的活动。

    赵元任与哈佛-燕京社主任叶理绥（Elisséeff）教授有着长期的合作。赵元任在哈佛-燕京社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字典编辑工作。在叶理绥指导下，把包括《佩文韵府》在内的若干中国字典和两本外国中文字典剪贴在125万张卡片上。先要在字典上标古音和国语及粤语、福建、苏州、长沙等方言。哈佛-燕京社要修订及重印两种实用字典。叶理绥把美国版字典的修订任务交给赵元任来完成。后来，哈佛大学办中文和日文训练班训练美国军人时，赵元任和叶理绥分别负责中文、日文训练班的工作。

    赵元任与欧洲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等保持着学术上的联络，并在学术思想上有所借鉴。高本汉是一个对赵元任有着较大影响的西方汉学家。1924年，赵元任初次会见高本汉，高本汉给赵元任留下深刻影响。高本汉直接用汉语跟元任交谈，“谦虚镇静，很像一位中国学者，谈话时不专断，不坚持己见。他中国话说得很好，由于在山西时间长，说中国话略带山西口音”。（《赵元任年谱》，第127页。）并用英语谈论语音学理论。赵元任研读了高本汉许多论著，并将其中一些翻译成中文。从1930年开始，赵元任着手翻译高本汉的语言学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他与另外两位语言学家罗常培、李方桂前后花了几年功夫来进行并完成了编译工作。该书于194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对中国音韵学的一大贡献。赵元任还将高本汉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介绍到美国。他曾为高本汉的《文法系列：汉字语音与汉-日语音稿本》写书评发表在美国的语言杂志上。赵元任评价该著作是“世界上首次展出的一本中文字汇”。（赵元任私人文件夹，元任1940年10月7日给Elisséeff教授的信，《赵元任年谱》，第251页。）

    高本汉也很欣赏赵元任的学术造诣。赵元任与高本汉初次见面，提及翻译高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可能性，高本汉表示要重新编修这本书，使其简单易读，再译为中文。但是，后来高本汉感觉改编工作困难。在1928年3月13日给赵元任的信中，高本汉说：“（改编工作）屡次起头，屡次搁了起来，我自己都弄腻了。……我想最好还是让一个新鲜的脑子来把全书编成一部可读的书吧”（《赵元任年谱》，第158页注①），叫赵元任作主重编并翻译。他还经常推荐欧洲优秀学生到美国跟赵元任学习语言学。“北欧三国的学生都是高本汉特别推荐来到美国跟元任读语言学的，现在都在北欧居重要的教授地位了。”（《杂记赵家》，第363页。）他们中的佼佼者如上文提到的Egerod,Anderson,Henne，都是高本汉推荐给赵元任的学生。

    从与各国语言学家的交流中，赵元任获得了不少新的观点和灵感。他的著名的语言学专著《中国话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就是在欧洲写成的。赵元任在序中曾说：“大家都笑我怎么跑到欧洲去弄中国文法？但是能跟一些现代中文的欧洲学者交换意见，跟西门华（Harry Simon）这些不但能参加，而且能主持中文讲坛的人讨论问题，用了整套新的名词术语，我觉得为中国文法而到欧洲去，套改一句成语来说，实在并不完全是‘东辕西辙’。”（赵元任著，丁邦新译：《中国话的文法·序》，刘梦溪主编：《中国学术经典·赵元任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赵元任生在中国的书香世家，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又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接纳了西方现代文化。这使他能轻松地融入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精英群体，博采众长。而赵元任的人生观又是入世的。“他很在乎跟社会有接触。他绝不是一个隐居的人。……他爱跟朋友们通信，我们常常笑他每经过一个信箱总有信要发。”（赵如兰：《赵元任先生最后的一年》，（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4期。）他的一生与许多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朋友中很多是学术上的同仁。他们之间除了会晤，还有大量来往函件，其中不少是探讨学术的。在与中国和欧美学术界杰出人士的交流过程中，赵元任得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受到了不少启发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