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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令人难忘的课
蓝英年教授是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 上学时的老师。记得一年级第二学期，一天我们班的老师生病了，由教另一个班的蓝老师来代课。当时蓝老师还很年轻，但已显露出非凡才华，把枯燥的一年级课讲得让学生听着津津有味。最有趣的是他谈到果戈理小说《两个伊凡的吵架》里那句话：“伊凡·伊凡诺维奇的头像一只尾巴朝下的萝卜；伊凡·尼基福罗维奇的头却像一只尾巴朝上的萝卜。”他用俄文讲，边讲边译成中文，同学们听懂后不禁哄堂大笑。下课了，教室沸腾起来，大家议论纷纷，盛赞蓝老师知识渊博，讲课生动活泼，让学生受益匪浅。蓝老师代过一次课后，我们都不爱听原来老师的课啦！
这堂课给我留下的印象可能比全班所有同学都更要深刻，因为我报考这个专业的目的就是为进入那令人神往的俄苏文学殿堂。但入学后从字母学起，老师教得枯燥乏味，像个培训班，感受不到丝毫文学气息，使我很是失望。正觉得百般无聊时，蓝老师的课令我精神为之一振——原来一年级课也可以如此有趣！它成为我大学生活中一个美好的记忆，永远珍藏心底。
改革开放之初，蓝老师已是国内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那时我刚刚争取到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中的选题之一《果戈理》，得知蓝老师的译著《果戈里是怎样写作的》已经出版，很想要一本作为指导。但他不认得我。恰巧我的先生与他曾是北外的同事，便由先生写“介绍信”，我再附信说明自己的年级、班次和怎么听过他的课，甚至提到他讲两个伊凡脑袋的故事……老师很快把书寄来，从此同老师有了联系。
反思苏联文学史
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蓝先生到苏联讲学，当时正值苏联大解体的年代。他订阅了七八份报刊，对情况之了解，甚至要超过很多苏联人。他每天上午授课，中午喝瓶啤酒吃点面包就直奔图书馆。他同图书管理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因此可以随意进入书库，甚至周六和周日也能独自在图书馆里看书。就这样，他读到了许多与传统文学史截然不同的东西。有些过去根本不知道，看得惊心动魄；有些是过去理解错了，因此迫切需要了解真相。他孜孜不倦地搜集、研究这些材料，从而开始反思苏联时期的文学史。
回国以后，蓝先生在同董乐山先生和舒展先生聊天时，谈到对苏联文学的新看法，两位朋友听了都十分感兴趣。董乐山先生一再劝说、敦促他将思考的问题写成随笔。蓝先生动笔了，文章发表后引起学界强烈反响，前来约稿的编辑络绎不绝，忙得他叫苦不迭。他开玩笑地抱怨说，是董乐山先生将自己“逼入文苑”的。
蓝先生讲述搜集材料的艰辛：“资料太浩瀚，就像大海捞针，有时根据一个注就能找出有用的材料，但也有一无所获的时候。”同时他也谈到进入写作阶段的困难：“写这种文章，孤证不行，几个观点不同的作家从不同角度使用同一材料，这样的材料才可信可用。查资料与翻译不一样，非常苦，要学会披沙拣金。”
正是董乐山先生独具慧眼，促使蓝先生成就了一项伟大工程：根据新发现的极其丰富的解密史料，揭示出苏联文坛乃至政坛上一些骇人听闻的内幕。难怪人们不仅称蓝先生是翻译家、学者，而且十分确切地称他为“苏联文学史专家”。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蓝先生的随笔集《寻墓者说》问世，我又向老师要书，读后真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书并不厚，仅23万字多一点，但内容之惊人，材料之丰富，观点之新颖、精辟，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捧在手里感到沉甸甸的。这本朴素无华的著作，堪称是部具有警世意义的“大书”，成了指导我研究苏联文学不可多得的重要案头书。
新世纪伊始，蓝先生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陆续推出《苦味酒》、《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回眸莫斯科》、《历史的喘息》和《从苏联到俄罗斯》等新著。每出一部，他都赠我一本。
在蓝先生的笔下，一切都真实得可怕，既荒诞又苦涩。阅读他的作品，心灵会被紧紧抓住，随着每一篇讲述的内容忽而沉重，忽而愤懑，忽而欣悦，忽而又忍俊不禁……
揭示苏联文坛内幕
我们过去所知道的高尔基是个被片面化、被阉割了的高尔基。而蓝先生于1997年已率先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真实的高尔基。高尔基是列宁的亲密朋友，经济上援助过布尔什维克。但他反对暴力革命，这种立场必然使他陷入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境地。列宁迫不及待打发他出国“疗养”。到了斯大林时代，领袖需要高尔基，请他回国，极力拉拢他。可是他并不驯服，这令斯大林恼羞成怒。此时的高尔基不仅没用，反而碍手碍脚，于是迫害接踵而至。歌颂革命的海燕变成了被囚禁在笼里的金丝雀。
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身亡5年多后，斯大林突然公布批示：“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对他的纪念和对他的作品漠不关心就是犯罪。”为何忽然大树这个死了多年的人？原来大清洗开始，诗人生前情妇莉莉娅为逃脱厄运，向一个情夫讨教。后者让她以马氏遗孀身份给领袖写信，要求重视对诗人作品的出版。莉莉娅言听计从。此时斯大林正欲亲手干预文艺界尚未找到突破口，读了莉莉娅的信，马上作出批示。莉莉娅果真没被触动。那句深刻影响苏联文坛的批语，实际上是斯大林和莉莉娅为了各自利益达成交易的产物。
194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及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的报告轰动世界，对我国影响尤为深远。当时日丹诺夫正同马林科夫进行接班人之争。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很有势力。马林科夫知道斯大林深怕列宁格勒另立山头，便处心积虑找日丹诺夫的茬，好让斯大林除掉他。他发现列宁格勒的文学刊物经常刊登阿赫玛托娃的“颓废诗歌”和那个被斯大林深恶痛绝的左琴科的小说，就向斯大林进谗言，果真触怒了斯大林。日丹诺夫为保自己便抛出两位作家当替罪羊。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就成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战地记者巴别尔曾随苏联骑兵军进攻波兰。根据这次征战他写了30多篇短篇小说，结集出版题为《骑兵军》。小说描写普通士兵的内心世界，着重刻画他们身上的人性。而作品严酷的真实性惹恼了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巴别尔遭枪决，小说被禁。直到1957年《骑兵军》重新出版，被译成20多种文字，流传各国，震惊全球。作品短小精悍，写作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世界公认的杰作。
蓝先生还写到多位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正统作家”，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吉洪诺夫和费定等。1950年代，他们的作品风靡我国，但在他们无限风光的背后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呢？费定乃趋炎附势之辈，终于爬上作协主席宝座，勃列日涅夫处理文学界一些棘手问题都得听取他的意见。他曾参与对一些杰出作家的迫害活动：1929年扎里亚京在柏林出版了小说《我们》，国内立即发动声讨，费定第一个表示与他划清界限；1958年批判帕斯捷尔纳克高潮中，他又充当急先锋；1968年勃列日涅夫为索尔仁尼琴的“反动小说”《癌病房》专门召见费定，商讨如何处置其作者，最后决定将他开除出作协并驱逐出境……
吉洪诺夫由诗人变成了政客。他在斯大林出席的纪念普希金逝世百周年大会上作了个报告，愣将普希金同斯大林联系起来：“原先贫苦的农民如今成为富裕的农庄庄员，在俱乐部演出《吝啬骑士》；军人换防时朗诵《我曾经爱过你》；老工人变成普希金研究专家。今天这么盛大的庆祝活动普希金也未见过，我们生活在斯大林时代无比幸福……”这篇奇文博得斯大林的欢心，吉洪诺夫从此飞黄腾达。
研究中有自己生活的影子
蓝先生凭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尽自己最大努力，引导读者重新认识苏联时期的文坛，引导人们撩开层层迷雾，看到历史的真相。
在治学上，蓝先生严谨认真，善于从浩瀚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庞杂的人与事梳理得极其清晰，而且深入浅出，像讲故事般娓娓道来，以一种朴实的巨大魅力引人入胜。人们在情趣盎然地阅读时，会随着作者那犀利的文笔，精辟的观点，进入到作品所引发的深层次思考中，思考苏联时期的文坛，思考历史的教训，思考人类的命运。
2006年“俄罗斯年”，俄罗斯作协为表彰15位中国翻译家、学者对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传播所作出的贡献颁发高尔基奖。蓝先生荣获该奖，这是众望所归、也是实至名归的事。蓝先生的忠实读者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学者李辉曾向蓝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您写一系列文章，追溯历史真相，本身就是在经历一个自己思想变化过程。您的研究里是不是有自己生活的影子和感受在其中？”
蓝先生回答道：“当然，否则有些问题想不到。”
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北平度过的，1945年12岁随父母迁到晋察冀边区，1947年石家庄解放时参加宣传工作，可称得上是个“红小鬼”。然而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他刚直不阿、敢讲真话而屡遭批判。
1957年“反右”运动，蓝先生虽未被划为“右派”，但险被划为“右派”。他的一些知心朋友，包括女友，都成了“右派”，他自己因同“右派”划不清界限，被开除团籍。
1958年蓝先生下放劳动。当时媒体宣传一亩地可打10万斤粮食；村里向公社报捷，说农村妇女白天劳动，只用3个晚上就掌握了3000个常用字。蓝先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就写了张大字报《虚传捷报》——大好形势下竟敢唱反调，理所当然被批为“右倾”。
到了“文革”，蓝先生的问题就变得更严重了。早在1958年姚文元批判巴金时，蓝先生写过一篇反对姚文元的文章，寄给上海《文艺月报》。文章没发表，但排出了清样。“文革”开始，清样寄到了工作组。反对姚文元就是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啊，光凭这一条就足以定为大罪。另外他还有一个罪行就是吹捧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文章《作家必须接近生活》被收进教材里，蓝先生按着教材讲，这怎能算是他的错误呢？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被关进牛棚，身上挂个“牛鬼蛇神”的牌子，还当过牛鬼蛇神队队长。后来红卫兵串联，打派仗，没人管他了，他才能回家。
亲身经历了这一系列荒唐而又野蛮的迫害，再看苏联发生的那些事情，真是感同身受。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重新审视历史，重新认识苏联文学的真实面貌。
嗜书如命
在我任职的南开大学，有多位蓝先生的老友和学生。近年，他几次来天津或会晤朋友或参加学术会议。这是位非常受欢迎的贵客。只要他一到来，大家就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十分活跃的文艺沙龙。同这位智者交流是件多么有益而又开心的事啊！
一次聚会，蓝先生向我们谈起关于他的译著《日瓦戈医生》背后的一些小故事。1950年代他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搞到《日瓦戈医生》的俄文版。对这本书他一直视若珍宝。“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他忧心忡忡，不知如何保护这部“大毒草”。他的夫人机智地提出：干脆把它同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摆放在一起，红卫兵不认识俄文，总认得列宁和斯大林像吧，他们是不敢乱动的。这一招果然灵，书被保住了，大家听到这里不禁发出欣慰的笑声……
19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很想将《日瓦戈医生》列入译著选题计划，但苦于难以寻到它的俄文版。蓝先生便将自己家中珍藏的那部劫后余生的书送到出版社。编辑们见了大喜过望，立即请他以最快速度译成中文，好让国人尽早读到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巨著。
蓝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他是著名学者、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蓝公武先生的公子，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读书。可是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读书成了犯罪。“反右”中，他拿着书上厕所读，被人揭发了。下放劳动，他躺在山坡上看书，又被人揭发。“四清”时，他蒙着皮袄背李商隐的《无题》诗，背《长恨歌》、《琵琶行》……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当然也逃脱不了挨批的命运。
得益于饱览群书，蓝先生学识渊博。他赠我《寻墓者说》一书时，扉页的题词是“龙飞女史雅正”。“女史”一词令我大惑不解，经查阅工具书 (那时我还没电脑)，方才得知“女史”为古代女官名，是对知识女性的美称。不光我一个人不懂，后来听说他的几名女博士生得到这样的题赠也都懵啦。作为蓝先生的学生，我们的知识还需进一步丰富。
至于今后的写作计划，蓝先生说：“人过古稀之年很难再发奋，不能仍像以往那样读书、翻译和写文章了。随着苏联档案解密，兴趣也由俄苏文学转向俄国历史和苏联历史。今后的打算是翻译几本有价值的关于俄苏历史的回忆录，让中国读者了解俄国和苏联历史，不知能否做到。回忆录不同于正史，自然包含主观片面的东西，但也有正史中不记载的史料，这些史料有时更真实地反映时代。总之，仍做架桥的工作，不过已经是承载力不大的小桥了。”
看来蓝先生要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期待着他更加辉煌的成果！
在学校时蓝老师只给我上过一次课，却让我终生难忘。而且几十年来我一直读他的书，做他的学生。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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