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的变与不变

    去年暑假写过一篇《国学与汉学》（见本报2010年8月18日第19版），收尾时留有一问：几百年来汉学是否发生了变化？时隔半年，再来寻思这问题，却觉得这样设问有些幼稚。汉学显然已经大变，去草创时期的模样很远了。变是肯定的，问题只在怎样变，体现在哪里？哪些方面变得多，哪些方面变得少，甚至基本维持不变？要想把这些理清楚，就略费思考。

    考察一个事物的变与不变，须从发端讲起。汉学发端于几时呢？据莫东寅《汉学发达史》（1949），古希腊罗马人对来自中国的丝绢已有记载，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或“秦”（Sin）。汉学便滥觞于有关中国及其事物的这类知识，而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则要等到19世纪：1815年法兰西学院设汉学讲座，聘雷慕萨为首任教授，开汉学讲授专业化之先。之后欧美各国纷纷效法，1837年俄国喀山大学、1855年荷兰莱顿大学、1876年英国牛津大学、19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德国柏林大学陆续设立汉学讲座。这种教育和研究的建制（institution），对于汉学的独立和成长很重要，但要说19世纪之前并不存在汉学，则于理不通。我们称汉学为一门“学”，认识上必有某些隐含的规定性，建制化只是其中的一条，虽然紧要，却还不是根本。对于任何一门学问，建制都是相对晚生的现象，并且属于外在的配套的东西，非关学问的实质。

    欲知汉学的开端，其实不必求诸严格的概念，也不必制立精确的定义，而只须凭一个字，“教”。一样东西，如果只是自己学，不论怎样学法，恐怕都算不上一门学。只有在尝试把学到的东西教给别人、让更多的人分享时，一种学问才会产生；正是在教的过程中，人们会总结所学，使知识条理化。所以，汉学始于教。教什么呢？自然是教汉语。明末传教士来中国，不但自己苦学汉语，还需要把学得的语言知识传授给新来的同人。怎样教呢？有两种办法，一是面授，二是通过著述传习。面授比较可靠，只是范围窄，受众少；著述或失言语之真，但能持久，传播也广。理想的教学途径是两者的结合。汉学便是从汉语的教学起步的。西士为此编纂的语法书和词汇手册，起初都兼充课本；再加上中国典籍的译解，这些就是最早的汉学著作。

    雷慕萨莅职次年，发表开讲词《论欧洲汉语研究的源起、进步和用途》（Sur l’origine, les progrès, et l’utilité de l’étude du chinois en Europe）。从题目一望可知，当年汉学的首要对象是中国语言文字。欲入汉学之门，须攻克的第一关就是汉语，这在汉学几百年来从未变过，未来也不会变。今天，汉语仍是汉学入门的阶石，典型的汉学家也仍主攻汉语言学，不过语言文字在整个汉学研究中的比重已经减少。对于很多汉学家，汉语只是认识中国的工具，不再是专门研究的对象。当今中西交通称便、往来频仍，学习条件大为改善，寻师面授不再难，教辅资料也随手可得，西方人学中文因此倍加容易。若退还几个世纪，这些都无处觅，以至有西士称中文是魔鬼发明的语言，专以它来磨难人类，有父母吓唬孩子，不听话就罚他去学中文。那时候强使人学中文，无异于判处终身苦役，待到大抵学成，人生也就入了晚暮。

    社会环境大变，有利于外国人学汉语，这是显见的事实。但还有两个深层的因素，涉及语言自身的变革，也减轻了汉语学习的难度。

    一是引进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传教士们起初这样做，主要是为自己，为了方便学习，后来注音演变成汉语拼音，被中国人系统接纳，推广至语言生活的所有领域，是始料未及的。关于拼音字母，过去论辩得很多，无论赞成或反对，大多是从利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倘能换一立场，用利他的眼光看，则拼音应该是好东西，没有它外国人学汉语会难上许多。当然，一样东西再好，也总有不如意处。外国人通过拼音学汉语，有意无意会轻忽汉字。如今颇有一些老外，中国话说得溜熟，可是不乏半文盲，写作及得上中国初中生的很少。半个世纪前，语言学家高名凯曾发论：“应当知道欧洲的汉学家，尽管学了多年汉语，成了专家，还不见得能用汉语和汉人谈起话来。”（《语言论》）现在情况不同了，口语已不是问题，问题主要在读和写。只是我们不该以读写苛求当代汉学家，因为读写能力在中国人也不易获得，大众脱盲还是不久前的事情。何况西方的汉学家常写病句，中国的文科博士文理不通也很常见。

    二是中国的书面语，由文言一变而为白话。当年传教士学汉语，白话固然要学，文言也属必须，因为同中国士人打交道，不晓文言、不解经籍等于没教养。18世纪在华的法国教士马若瑟，晚岁叹谓：“瑟于《十三经》、《廿一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无所不购，废食忘寝，诵读不辍，已十余年矣。今须发交白，老之冉冉将至而不知之，果何为哉？有能度吾心者，必知其故也。”（《春秋论·自序》）他的这番苦心，我们能理解吗？他是以汉学为使命，与今天多数汉学家以汉学为职业相比，目标、抱负、旨趣都相差远甚。那时不少西儒像他一样，将毕生之力投诸中国典籍，恨不能统统啃读一过，否则与中国学人对话时，便自感底气不足。今天，汉学家仍须通汉语，但已不愿、也不必学马若瑟去下那样的苦功；除非专攻古代语言和文史，才需要谙熟古文。昔日说起读中国书，中国人和西方人都称，至少须识万把汉字。而今不必了，常用字识上两三千，就能读书阅报，算是有了文化，这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

    感谢拼音字母和书面白话，中文终于不那么难学了；汉学的门槛也得以降低，当汉学家比旧时容易了。以往汉学属于艰深之学，现在则有走向通俗的趋势。近数十年，中国崛起之潮波及各国，汉学研究也随之热火；专业机构越建越多，汉学家的队伍也逐渐壮大。中国学人对此自然欢迎，但眼见汉学日趋庞杂，便会思忖：当代汉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科？它的学科规定性在哪里？方法上有哪些讲究？

    这些问题，汉学家们想必也在思考。我只说一点，是忽然悟到的。汉学发展到今天，有汉学专业、汉学院系、汉学杂志、汉学会议、汉学家组织等等。比之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汉学在建制上丝毫不弱，似乎样样不缺。可是唯独一样东西，这些学科都拥有，汉学却没有。那就是方法。汉学从未有过自己的方法，它的方法都是从其他学科借来的。甚至，汉学连自己的理论也没有。汉学家有极优秀的，有不入流的，高低之分不在于是否握有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在于能否用好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研究语言为例，数百年来西方人编撰过多种汉语语法书，凡能有所发现、成一家之说的，都是因为著者擅长语言学，熟知语法理论，善用分析方法。近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在理论上不断翻新，方法上也几经变革，汉学家于是也会跟着变。当然也完全可以不变，沿用旧法旧说；新的未必一定就是好的。正因为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汉学家就格外自由，对别家的理论方法可以取，也可以不取，在变与不变之间随意选择。

    也许，汉学根本就不是一门学科？就理论和方法而言，汉学无法自足，但它至少是一个自立的研究领域，里面汇集着多门学科。而如果外国的汉学不是一门学科，中国的“海外汉学”就更难自成一科了。在海外汉学的领域里，研究的进步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向其他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

    辛卯年正月末于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