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的厂甸

    大凡在北京生活过的现代作家，一定都逛过厂甸。周作人在散文《厂甸》中说：“厂甸云者，阴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间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如南京的夫子庙，吾乡的大善寺也。”当年的琉璃厂，北至西河沿，南至臧家桥及孙公园，东至延寿寺街及桶子胡同，西至南、北柳巷。今天的和平门外，从西河沿往南，直到琉璃厂中间，即南新华街十字路口一带，称为“厂甸”。

    从地名上说，琉璃厂就是厂甸；厂甸也就是琉璃厂。从北京话中看，厂甸有“俗称”的意味，说琉璃厂则正式、文气。但是，当特指春节期间琉璃厂的文化集市时，则只用“厂甸”二字，这时它已是个专用、专有名词了。厂甸和琉璃厂虽然是一个地方，但彼此的含义不尽相同。约定俗成，厂甸是专指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举办的集市，从琉璃厂东街至西门、海王村大门内外、火神庙附近，以及南新华街一带，百货骈集，游人纷至，俗称逛厂甸，上至贵族后裔、官宦子弟，下至城内外的平民百姓，无不来此观赏游玩，是老北京人过春节时最大的乐趣。

    1913年鲁迅在北京过头一个春节，从正月初一到十五，逛了七次厂甸，这在《鲁迅日记》中有记载。第一次是正月初一（2月6日），“午后即散部往琉璃厂，诸店悉闭，仅有玩具摊不少，买数事而归”。初三（2月8日）午后再去，买回朱长文《墨池编》一部六册、朱象贤《印典》二册、《陶庵梦忆》一部四册。初四（2月9日）午后又去，买回《湖海楼丛书》一部二十二册、《佩文斋书画谱》一部三十二册。初七（2月12日）午后“赴厂甸阅所陈书画。买《画徵录》一部二册，三角；《神州大观》第一集一册，一元六角半，此即《神州国光集》，而楮墨较佳，册子亦较大。拟自此册起，联续买之。”初十（2月15日）午后“同戴芦舲游厂甸及花［火］神庙。”十三日（2月18日）下午“复游花神庙，历览众肆，盘桓至晚方归。”十五日（2月20日）“赴花［火］神庙览一切摊肆，购得《欧［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一部四册，价一元。又至厂甸一游，寥落已甚。”鲁迅一连逛了七次，可见值得看值得买的文物古籍太多了，而“寥落已甚”四个字也能说明集市的买卖相当红火。

    鲁迅当年是教育部的官员，周作人是北大的教授，手头比较宽裕，逛厂甸主要目的是买书。沈从文逛厂甸主要是“逛”，看得多，也就有了有别于周氏兄弟的记忆和感慨。最近，我在天津《民国日报·文艺》第119期（1948年3月22日）发现的这篇佚文《逛厂甸》，既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也是厂甸乃至沈从文研究的一份重要史料。

    沈从文的这篇《逛厂甸》，开头叙说厂甸的“全胜时代”，感叹“生来太晚”，未能欣赏到清季乾嘉之际廛肆林立，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图书充陈、宝玩填街的繁华景象。随后写他“民十以后”（1920年代）、“二十三到二十六年前后”（1930年代），以及1946年又回到北平，前后将近三十间逛厂甸的见闻和观感。在厂甸的市集由繁华到衰颓变迁的过程中，写出北京（北平）的庙市旧风和世态人情，揭露文物被毁灭的原因，追究宝藏流失的去向，并由厂甸联想到前外和东四牌楼以及天桥旧货棚兴衰，以及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的教育理念，读来颇广见闻，仿佛欣赏到一轴色彩斑斓的风情画。

    “民十以后”的厂甸，虽说与“清季乾嘉之际”相比“已不成样子”，但场面仍相当可观，“要花费两点钟时间”才走到“尽头”。“路两旁的书画杂物摊，古物杂会，只除了‘南京沈万三聚宝盆’，此外似乎什么怪东西都还可发现”，“凡有工业艺术，或美术考古价值，尚少商业价值的古器物，几几乎都可以用不易设想的低价收购”。“有关旧朝代服制器用，刺绣……工艺品，都如垃圾堆，随意处理。彩色鲜明花样文巧材质讲究的库缎，湖绸，以及绫锦罗纱，千百匹堆积席上，五色缤纷，无人过问”，“各挂货铺的重器物，价值之贱，门类之丰富，糟蹋之多，就更不用提了。”又过了十余年，到1934至1937年前后，虽说“字画古器物已日少”，但“清二百年名公巨宦学人才子的墨迹”、明代画家的字画、“明清之际画幅”仍随处可见，“画棚中虽已不成样子，冷门中就还随时随处可发现宝物”。北平沦陷九年后，沈从文再逛厂甸时，只“感到一种凄怆印象”：“一切都似乎还‘有’，一切其实都已‘无’了。”“厂甸中最多的是大串糖葫芦，风筝，玩具，和卖吃食的，此外什么都没有了。虽然卖字画的和摆摊子的，还是有不少字画古董，却只像是为两种人预备的货色，洋兵及休假回国的女专教师。”厂甸“凄怆”最直接的原因是文物被“破坏”了，文物“流失”了。至于是怎样被“破坏”，又是怎样“流失”的，沈从文侧重写了两件“坏事蠢事”：

    一是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的荒唐和腐朽。“内政部靠借开辟马路繁荣市面，撤卖皇城砍伐风景树木发薪，教育部某一时也居然把京师图书馆的善本书抵押给银行，借钱发薪过年，总之，凡典守的都似乎即可自由处分，不以为奇。所以雍和宫一类地方二百年来保存的美术品法物乐器，也就大都在莫名其妙情形中，陆续成为私人收藏或送出国外。驻西苑的部队，把圆明园的剩余建筑石材和铺道石卖给附近大学时，一部分一部分抬去，及把颐和园围墙外一带大柏树砍伐出售给某寿材铺，一大车一大车装进城时，大家看来也都以为十分自然。报纸上虽提过一二次，一切事还是照样进行。”

    二是“故宫盗宝案”。“故宫开放后那一阵，由于典守主持人之无知而自私，在一种极糊涂草率情形中，毁坏了不知多少有关历史文化工艺品！一个故宫售品所，主持人不知把重要美术品中铜玉瓷漆缂丝锦缎及其他种类有计划分门别类印成专集图录，并把字书中重要作品，分别复印。却一面零零碎碎，一切还不脱办画报形式，印点小东西点缀，另一面更借口有些物品不易保存，或无多意义，作价一律出卖。举例言，一海龙袍子或貂皮大套，当时作价不过二三百元，普通乾隆锦缎仅一元一尺。且照当时规矩，院中办事人作价后，还得先由院长选购，次由院中高级职员选购，次由低级职员，最后方轮到外人。所以东西越讲究难得作价也越贱，处分之滑稽，荒唐，真到不像是真有其事。后来虽因某某事，进而为某要人弹劾戳穿成为故宫盗宝案，然主事者在通缉令下以前，连亲戚带眷一跑，还是一切无事。这种大毁坏别的不提，即以明清四百年，几几乎代表五个世纪带花着色丝织物数千种，作价一元八毛计尺出售给人作旗袍椅垫，得来的钱却为的是发职员薪水，这些典守人对中国艺术作的孽，算来就有多大！”

    民国时期北平达官贵人低价买圆明园的围墙石、假山石、木料砖瓦盖自己的房子的事，曾在书中看到过，而“撤卖皇城砍伐风景树木发薪”、“把京师图书馆的善本书抵押给银行”这一类的“坏事蠢事”，是读了沈从文的这篇《逛厂甸》才知道的。当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是易培基，“故宫盗宝案”又叫“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盗宝案’事件”，前人留下好些的文字材料，而像沈从文《逛厂甸》中说得这么细致的并不多见。文章的结尾最令人深思：“从这个小小地方（厂甸）的兴衰和变迁，也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其他方面，是从什么情形下在逐渐毁灭或变质。知识分子都只在等待政治来抢救他，可不知自己也还可以在某一时抢救点别的什么。到目前，说是来抢救，似乎已太迟了。毁的已毁去，拿走的都拿走，剩下的只是一群会卖糖葫芦，被日本奴役灵魂八年，又被内战蹂躏情绪二年，在人丛中挤来挤去得乐且乐的小市民，什么努力都太迟了。唯一还可做的，应当是来抢救一下自己的灵魂，倘若他当真还有灵魂。”一个“当真还有灵魂”的人，他“应当是来抢救一下自己的灵魂”，以建构我们民族应有的精神和品格。沈从文六十年前说的这番话，今天读来仍让我们的心怦然直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