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物哀》：本居宣长的“物哀”论

    “物哀”是日本文化的一张能乐式面具，在“日本式”想象快速膨胀的今天，似乎确实能激起读者的热情。我们看日本文学的第一眼，似乎永远是“哀”，是“寂寞的哀”、“无法言说的哀”、“最终归于寂静的哀”。“物哀”究竟是什么？简要回顾一下日本文学汉译史与研究，不难发现关于“物哀”译名和内涵的诸多问题至今仍纠缠萦绕，急待清理。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至2010年，以“物哀”为题名的论文有60多篇，全文提到“物哀”或“もののあわれ”的论文已过百篇，这其中还不包括90年代之前国内前辈学者，如吕元明、谢六逸、李芒、叶渭渠、李树果等先生在论文或专著中对“物哀”的论述。可以说，从老一辈学者李芒先生援引《文心雕龙·诠赋第八》中的“睹物兴情”，将“もののあはれ”译为“感物兴叹”，到今天有学者将其译为“情趣情感”等等，单是关于“物哀”译名，仍然是色彩斑斓，而关于“物哀”及日本文学关系的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遗憾的是，堪称“物哀论之父”的日本江户时代大学者本居宣长作品的汉译一直缺席，这就造成了国内的“物哀”研究始终在原典之外徘徊。虽然极少数研究者可以读懂本居宣长原作使用的日本古语，但对绝大多数日本文学爱好者、包括通晓日语者而言，有一部可靠的信达雅的可靠译本做参照，恐怕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对翻译者而言，本居宣长作品的翻译难度太大，且不说要跨越日语古语这道难关，单是宣长理论本身的繁复与艰涩，就足够考验译者的智慧与胆识了。更何况在拜物主义横行的今天，日本推理小说、青春小说的大量译介，使得许多读者习惯了日本的大众通俗小说的流行风格与口味，而这种趣味却有着掩蔽另一种趣味的危险：日本文学传统的底蕴其实是很“贵族”、很不“群众”的，以和歌、能乐、物语为代表的日本文学，才是日本文学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底脉，即便是今天的日本动漫、历史小说、婚恋小说，乃至推理小说等通通俗文学样式，都流贯着这条底脉。而18世纪的本居宣长则通过他的《紫文要领》《石上私淑言》等著作，从这条底脉中拈出“物哀”一词，将日本文学的本质面貌呈现出来。

    所以，当获悉本居宣长论述“物哀”的重要著作《紫文要领》《石上私淑言》等，由王向远先生用中文首次译出，结集《日本物哀》出版之时，怎能不让海内同好者欣喜？本居宣长在两百年前之作，假王向远先生之手，以洗练、流畅、典雅、优美的汉语翻译出来，呈现给中文读者，这不能不说是无量功德之一件，填补了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文论翻译的一处空白。此前我国曾出版过世阿弥的古典戏剧（能乐）论著作，而日本古典文学理论的单行本译作，却一直付之阕如。此前难怪著名翻译家叶渭渠生前在为该译本写的推荐词中，高度评价该书为“我国译介日本古典文论的第一书”。

    王向远先生在“译后记”中曾对本居宣长的原作的“谋篇布局缺乏逻辑体系”以及表述上的“罗嗦絮叨”提出了批评，这或许也是日本书在文风上的显著特点之一，但看王先生的译文，却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欧美式的严谨逻辑固然很思想、很学术，但却少了日本式、东方式的散淡的文学趣味。读王向远翻译的《日本物哀》，你既能体会学术著作的严谨实证，也能体会到文学作品的阅读快感。宣长的那种“学术”与“艺术”的双重品格，在译文的文体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但同时，这种文体对译者的语言功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理论语言的刚性，也要有艺术语言的柔美，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物哀》的翻译既是理论学术的翻译，也是成功的文学翻译。

    什么样的译本是一个好的译本，标准固然很多，但有没有一篇好的“译本序”，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翻译史及翻译文学史上看，“译本序”或有或无，长长短短、各式各样。有的译本竟然没有“译本序”，有的“译本序”草率而浅薄，而大凡好的译本序，实际上就是一篇权威的水平的论文，能够显示出译者的学力与译力；而大凡高水平的译者，一定会为自己的译本写出一篇高水平的“译本序”，大凡严肃的译本，也必然要冠之于一篇好的“译本序”。看完王向远先生为《日本物哀》写的译本序，在这一点上感触颇深。这篇题为《“物哀”是理解日本文学与文化的一把钥匙》的“代译序”，站在中国翻译家、中国学者的角度，从中日文化、文学关系的角度切入，对本居宣长“物哀”论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梳理、阐释和评判，并不是简单介绍作家作品，并不拾日本学者之牙慧，而是有着研究家的透彻分析与严密判断，堪称一篇出色的学术论文，同时又不乏可读性，这篇译本序对于国内的“物哀”研究和本居宣长研究同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无怪乎有读者说，如果说“物哀”是理解日本文学与文化的一把钥匙，那么王译《日本物哀》的译本序则是我们理解本居宣长“物哀”论的一把钥匙。

    有趣的是，译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样的年代，人们都忙着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或者为求生存而早出晚归、疲于奔命，还有什么心情读这贵族气十足的东西？”译者实际上提出了“为什么要翻译”、即翻译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物哀》的翻译不仅对学术研究、翻译文化积累是必要的，而且，“从情感教育、情商培养的角度说，读读‘物哀论’，知一知物哀，似乎也不多余。”对读者而言，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一句话。从表面看，《日本物哀》的翻译的意图之一，似乎是试图以异域的古典贵族文化来柔化奔命中的现代人的心灵。王向远先生在课堂曾反复强调：“一个国家，总需要一批学者，做这种不带功利性的‘无用的学问’。而一个国家有多少人做这种‘无用’的东西，正是一个国家发展发达程度的标志；一个读者多大程度上阅读这些‘无用’的读物，这个读者才在多大程度上像是‘人’。一味为生存、为‘有用’之事而奔命，人与一般动物无异。”人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他川之水”，也“可以浇我块垒”。对今天中国的一般读者而言，读《日本物哀》的作用恐怕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