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河与地脉中取暖的人

    在漫长的浪漫主义时代，尽管出现了人定胜天之类的乌托邦指令，究其根源，浪漫不过是蒙昧主义的华丽披肩。难以计数的人为灾难，为时间提供了证词。地脉为人间之根基，乃盘古身躯化成。凡人体经脉，在大地中都有一一对应的存在，被称为地脉。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同人体经脉淤塞会致病一样，地脉的阻滞不通，同样会引起大地的异变。于是，“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依时间沉淀的地脉，是一种玄机的流露与养成，累积出培育的气韵和气质。地脉深藏而内敛。人们能在某地感受到的暖意，正是地脉所带来的精华。

    作家白朗在七年之前就出版了50万字的《中国地脉》，经过“七年之痒”的耳鬓厮磨，他又推出了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新作《中国人文地脉》，这部75万字的著作不但展示了作者“重整旧山河”的耐力，更以一种文本的绵密，凸显了他作为历史学者之外的美学雄心。

    我认为《中国人文地脉》的关键词是“人迹”与“互文”；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人迹”是作者复原历史的着眼点，人迹是推动整个人文地理版图的动词；作者一反当下流行的风景主义作文写作模式，配以上百幅罕见图片，以一种“互文”的复调美学向度，使枯燥干硬的历史叙事回到了文学和感动。

    人迹于山，山势葱茏；人迹于水，烟波浩渺；人迹为那些清冷的历史建筑带来“回阳”的血色，爱恨情仇充溢在山河岁月，成就了白郎心目中最靠近真实的历史。比如，空洞议论孔子的文字已是汗牛充栋，白郎在《孔子是一轮月》一文里，追随晚清时候在中国的三大传教士之一的丁韪良在曲阜盘桓的足迹，以丁韪良的第一手田野考察笔记，钩稽洋人对“中国麦加”的细腻体验，并将自己亲临曲阜的感受予以照映。白郎甚至没有忘记，在洋人拍摄过的角度上，自己举起相机又拍一幅照片。这种“同机对位”式的思维，使得不同时空的历史体验获得了一种融会贯通的交融。

    从严格学术分类上，白郎先生使用的“地脉”一词，被他赋予了崭新内容和品格。他整合了历史地理、人文地理、经济、政治、风物、风化等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思考，称其为“互文”写作也许更为恰当，但他清醒地把交错的文体控制在文学的格局当中。这也决定了《中国人文地脉》一书的文体性质——博大、纵深、绵长而细腻。作者富有激情的叙述语体，使本书避免了艰涩和浅尝辄止的同类亚学术著作的通病，《中国人文地脉》当中很多独具个性的观点，一直支持着我的阅读信心。这也可以发现，在借鉴相邻学科方法上，白郎很注意这些方法对人文地理学的适应程度，并尽力将它们转化为自己的思维方法和技术方法，自我创新的痕迹明显。

    作者认为，某种神秘主义紧紧抓住了中国人的内心，这种神秘主义把宇宙、社会、个体生命视为一体性，在它蓬勃而博大的气象驱使下，人们觉悟到将责任和自由统一起来的内在良知，这一“良知”的核心是明心见性的灵动根脉，它就像一棵树的根基，在生活中外化为仁、义、礼、智、信五个树权。因此，透过中国人文精神那静美的阔大面庞，穿过中国深厚而古老的传统大地，蓦然回眸，我们实际上已经察觉到，无论是灿烂的荣光，还是沉重的耻辱，中国文化最动人之处，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神秘而敞开的亲密交流，以及这种交流所形成的生活和文化。对中国人来说，灵魂的拯救不是来自于上界的神，而是来自于脚下的大地。正所谓：“云烟影里见真身，始悟形骸为桎梏；禽鸟声中体自性，方知情识是戈矛。”

    这就是说，作者并不为本土主义所局限，他是希望在人文地理的谱系当中融入理性精神，最根本的着力点，在于弘扬一种人文精神。相对于理性精神而言，人文精神尊重人与自然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在强调人文效益和文化含量的同时，使人们对自然有了更为深入的体会和认识。涌动于人文地理当中的人文精神，其目标是追求善和美，其核心是以和谐为世界的根性。这也提醒我们，离开人文精神的理性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而离开理性的人文追求只会是一种片面的人文精神。

    大地的根性往往缺乏诗性，缺乏诗性所需要的飘摇、反转、冲刺、异军突起和历险。也可以说，诗性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一心向前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性。散文性就是生活。回到大地就是回到人的根性。我能够感受到白朗在《中国人文地脉》封底引述海德格尔观点的用心：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之上绝无尺规。这恰与“道法自然”异曲同工。浮荡在大地上的真实和和谐，如同清新的夜露，擦亮黎明，世界就像一个开了光的器皿。而白郎就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