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 舒晋瑜)“文学界在关注都市青年作家的同时,务必重视地处边鄙之地的青年作家的成就,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关怀。比如云南的昭通作家群,比如宁夏的青年作家群。而郭文斌则是宁夏青年作家中成果显著、潜质巨大的一位。”3月25日,郭文斌长篇小说《农历》(上海文艺出版社)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在会上表示,郭文斌执着的文学信念和鲜明的文学主张令人佩服。作为《黄河文学》的主编,郭文斌很早以来一直运用他的文学阵地,主张安详的文学、宁静的文学、纯净的文学。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商业时代,在一个人心浮动,尘俗喧嚣的时代,这种鲜明的文学主张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农历》等作品,就是郭文斌文学主张的实践成果。
“我曾经有些武断地说,国画画面静不静,有没有让人静下来的力量,是判断一切国画好坏的标准。我觉得这也同样适合当下文学:一部作品是让人更浮躁,还是平息抚慰浮躁的心灵,给我们以安静的感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判断作品品质的高下。”作家李存葆认为,郭文斌的这部作品,正是达到了这种让人静下来的水准。“这部作品的期待受众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它虽然写农村农民生活,但是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在七色迷眼、五声乱耳,连空气中都弥散着浮华的物化气味的当下,能找到这么一种静心的栖息地是非常难的。”李存葆说,从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作者以赤子之心亲吻大地的情怀,用童心拥抱蓝天的情感,可以重新感到心灵的柔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评价说,郭文斌从民族传统中、从广大厚重的乡土中,提炼出来非常美好、非常安详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农历》将二十四节气差不多都写个遍,这是有难度的。既有一致,又有参差,这样的结构方法对长篇小说的艺术性做出了新的探索。陈建功提出,在过去的印象中,民俗风情不过是小说的“佐料”,顶多可以担当一些“民俗风情画”的功能,《农历》不借重情节的发展或人物性格的演进,纯粹展示乡土中国的民俗传统风貌的写法,应该说具有极大的风险,这也恰是《农历》之所以成功的奥秘。文学,除了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当然也有着留存民族文化资源乃至化石的重任。《农历》做到了。李敬泽还提出,艺术家在和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里确立的自己构建的想象世界,是否能经受起外部世界足够的考验和检验?这不仅仅牵涉到《农历》,也牵涉到小说艺术如何应对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应对伟大的、深厚的,可能也正在衰落的乡土传统。
《农历》以两个乡村孩童的眼光,通过他们的回味、追索、询问,展示着渐渐消散的传统乡村文明,显示天人合一的人文理想,留存了珍贵的乡俗材料,其本质,是对侵袭我们的现代文明的抗争,对平静安详的心灵的坚守,是对一种理想的生活信念的守护。该书去年10月出版后,两个月内销售一空,郭文斌的另一部长篇《寻找安详》也于今年第4次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