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学与图像背后的文化密码

    近年来，图像研究的学术视域不断拓展的趋势有增无已。姚玳玫教授的《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国近现代文学/美术个案解读》就是这个领域的新成果。该书以文学与美术个案研究为基础，讨论近代文化演绎中的“图像”问题，多有创获。

    作者在“导论”中对全书收入的个案研究的内容作了简练的概括，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作者的研究对象及相关路径：“通过相关个案剖析，讨论近代文化演绎中的‘图像’问题。主要涉及几方面的内容：晚清至民国时期海派刊物‘女性’主题图像的含义生成和图式衍变问题；早期媒体传播中女性肖像照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互为僭越问题；‘五四’背景下西方美术图像的引进、译介、阐释，与本土表达相衔接—— 这一过程所隐含的‘五四’知识分子自我身份定位问题（以麦绥莱勒木刻画的译介事件为例）；20世纪中国女艺术家‘自画像’与女性自我认知问题；20世纪中国美术的人文图式构建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身处生存夹缝中的中国现代主义艺术家从艺术到人格的多重性分裂性问题（以李金发为例）。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对若干案例的考察，时间上不局限于1949年以前，而是追踪其发展轨迹，考察其解放后在新的文化格局中延续的情形，揭示这种延续背后的蕴义。……本书所作的系列个案讨论，正是从不同侧面对这种实践所作的案例分析，其目的不仅是描述这种实践的感性情形，更想揭示其背后隐含的逻辑结构关系和文化用意。”

    在这种研究思路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与发展中，性别与身份的自我认同所具有的重要性在图像生产中同样充分地展示出来，作者对这一方面的个案选择表现出文化敏感性和自觉的问题意识；二、在身份认同中所受的时代影响最重要的莫过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以“五四”为背景的文化冲突分析使本书一系列个案研究获得常常在西方汉学研究中会被尤其重视的那种跨文化视野；三、对于文化生产的实践性动态的突出关注构成本研究中的重要特色，这使文化在动态发展中呈现出它的复杂变量和真实的历史轨迹，正是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落脚点。这种研究路径的形成自然与作者曾做过海派小说研究的经历有关，在那个研究领域中呈现的是一个中国与西方文化相杂、传统与现代观念相战、文字与图像文本相并存的文化发展时期，由此而延伸到本书的研究路径正是合乎逻辑的发展。

    收入本书的“个案六”《鲁迅、郁达夫、叶灵凤、赵家璧与1933年麦绥莱勒木刻集的译介》一文所选择的研究主题和结论很能反映出跨文化译介中的本土问题意识以及图像与文字的内在关联性。1933年，麦绥莱勒几本木刻连环画集分别由鲁迅、郁达夫、叶灵凤和赵家璧编纂并作序，由良友图书出版。“无论于确立中国自己的木刻连环画，还是于为左翼大众文艺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佐证，麦绥莱勒木刻集在这个时间被移植，都别具意味。”“最有意思的是，麦氏这四个木刻画集，貌似互不关联的主题，每一个主题又恰好与其序作者的思想个性有某种内在的贴合，或者说，四位序作者通过四组木刻画讲述了四个与自己的精神经验相关联的故事。”与郁达夫写《我的忏悔》的个人欲望主题、叶灵凤写《光明的追求》的城市流浪主题和赵家璧写《没有字的故事》的男女爱情主题相比，鲁迅选择的《一个人的受难》并把它解读为“一个关于阶级压迫、阶级成长和阶级殉难的故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受难’也是鲁迅所喜欢的一个词，这与他作为精神独行者在芸芸众生中的痛苦感和救赎意识有关，也与他对阶级社会底层生存现状的估计有关。对珂勒惠支，他就特别欣赏她画面的苦难感及其阶级救赎气息。实际上，鲁迅对《一个人的受难》选择及识读里面，包含着他诸多复杂而微妙的思想心理内容。他的思想认识背后，实又有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氛围的深深笼罩和影响。”这种解读比较深刻地揭示出文化译介中本土接受与主动筛选问题的重要性。

    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与图像中的深层意义与文化密码，这是一条很有问题意识和学术意义的研究路径，但是能取得多大成就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敏锐和挖掘深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的系列个案研究中仍多有可以继续推进之处。比如，关于从杨柳青年画到上海月份牌到1949年以后的新年画，其中性别符号与特征的演变与文化演变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很值得再探讨；又比如，在丁玲与张爱玲的对比研究中，两人的政治意识差异性对比的缺少，可能也对那些具有历史意味的图像的解读缺少了一个重要维度。由此而论，或许我们可以期望作者在政治叙事与性叙事的敏感和深度思考上更加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