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两会”上,文艺界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说起这样一件事:在中部某地区出差时,他参观了当地新区建成不久、投资过亿的一所图书馆,然而,被称作当地“标志性文化工程”的图书馆里却看不见几个读者。在我国文化建设资金的有限投入中,70%以上用于城市文化建设。而投入城市的资金,又被一些地方政府用于建设大型文化设施,有的竟成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老百姓很难从中得到实惠。(《中国青年报》3月10日报道)
其实,把文化建设搞成“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事,远不止文化场馆建设的浪费上。这些问题集中暴露了文化建设转轨的紧迫性。而转轨的难点,则在于文化体制与观念上的种种障碍。障碍的最显性体现,就是把文化建设自觉或不自觉地导入行政思路——因为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因为太在意“看得见摸得着”,文化建设被当作短期利益的筹码,被裹挟到一般物质生产的通用理念中。
对文化政绩的考核,应该更多建立在当地的文化影响力及社会文明度等方面,而不是看建设了多少豪华场馆。此外,文化项目要在立项之初,打开民意的表达通道,更多尊重百姓的意见。
为官者的价值,当然要体现在政绩上。但是什么才是政绩,存在于官民之间的争议却不绝于耳。有些干部在任期内,可能没有多少官方认可的大拆大建式发展,但群众的满意度却很高。在当今不少官员的潜意识中,这样的行为未必太傻——不动土木,哪来形象?没有工程,怎么“搞活”或公或私的经济?这样的“精明”官员太多,文化的“面子工程”又怎么不大行其道?
北京市丰台区 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