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陈原同志”——兼及一个称谓问题

    先解题。文章题目本该是《“陈原同志”说》，这是循传统文化一路。“说”是古代文体之一种，清代王士禛为《蓉槎蠡说》写过一篇序，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一语。读者较熟悉的，有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清代袁子才的《黄生借书说》，就都是这一路。我所担心的是，恐时下的读者不察，误以《“陈原同志”说》为主谓结构，于是只好从俗，移“说”于前，但并不离“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之意。下面再说本文原委。

    大约是2008年或2009 年在《文汇读书周报》一类的报刊上见到一篇回忆或纪念某文化名人的文章，文章的内容与作者名讳均不复记忆，唯独开头的话却记得清楚，说“如今在京城之内，可以够得上称‘公’的（人物）已经不多了，像陈原、张中行……”因这打头一句之后，紧接着所举已故的一串人名中，为首的即是陈原、张中行二位。那就不得不就此略陈刍见。就说“陈原同志”吧。

    他是1987年初，从商务印书馆的领导任上，调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担任领导的。当时的国家语委承旧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的成例，与中国社科院共一个“党组”，因之，国家语委大院内当时没有“党组书记”之设，陈原同志就应该算“一把手”，正式的职务则是“语委主任”，据说这是胡乔木所推举。他不单是行政领导上的第一把手，还是学术上的领导，语委属下的众多单位中，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是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与中国社科院的语言研究所相颉颃。社科院属下的简称“语言所”，而语委属下的则简称“语用所”。陈原同志兼任语用所所长，并是该所社会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由于陈原同志所享有的行政领导及学术导师的地位，他受到了广泛的尊敬。

    说尊敬，绝非虚誉。如他的首堂“社会语言学”课，除了当年语用所招收的研究生与社科院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以外，语委大院各机构（当然是与学术研究挨边的机构）的同仁们都去捧场，以一聆教诲为快，以至语委一楼大厅内座无虚席，有人满之患，后来者不自带折叠椅就只能靠边站着听讲了。本人也算躬逢其盛，且至今犹记诸学界前辈，若曹先擢、李行健、陈章太、费锦昌……正襟危坐貌，恍如昨日。

    有关那次讲课的内容，已不可能全部一一录出，也无此必要，有兴趣的读者，尽可以自读他的《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这里只想就一些印象较深的细节说一说了。首先，他的嗓音颇富磁力，讲话有幽默感，吸引人，这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口才”，天生的；他那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卷舌音、后鼻音都清清楚楚，这在广东籍的人士中实不多见。

    讲课的头一部分是对当前社会使用汉字的混乱状况的分析。令人大开眼界的是，他拿北京王府井大街为对象，从街南头直到街北头，所有店铺招牌，一一拍照，作为汉字使用现状的调查根据，这些招牌中，有三分之一使用的是规范汉字，如“同仁堂”“全聚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无可挑剔。繁体字与规范字混用的，如“全素斋”写做“全素齋”、“盛锡福”写做“盛錫福”之类；完全复旧的，如“鸿运楼饭庄”写做“鴻運樓飯莊”之类则共占了三分之二。还有的店铺，从招牌上看不出是卖什么商品的！他特别在黑板上写出“傢俬”，然后问大家，谁认识这是个什么字？希望能够教教他。他点的是从人字偏旁的“俬”字。此字不见于字词典，是商家生造出来的，表明社会用字的混乱无序，但那时的确有这样的商店招牌。从汉字使用的现状为切入点，以见社会生活之一斑，所作之社会分析调查暂不管它，我所想到的是，他已年近古稀，以他的身份完全可以让门弟子们去做这件辛苦活儿的。

    “陈原同志”在讲课中偶用英文举例，有时用牛津词典与汉语词典相对照，其外语发音纯正，非泛泛者可比。（吕叔湘先生曾说，1933年重印的《牛津大词典》，连补编共13大本！后经编者压成两本，名叫《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吕叔老说，这“shorter”不知该怎么翻译，陈原同志说“缩编”，脱口而出。吕叔老所说是某次会议上，而介绍这一细节，旨在赞扬陈原的英文水平之高。）因为不是拿讲稿照念，看似随意的发挥，实则句句精粹。我怀疑，一整部《牛津大词典》大概已经烂熟于胸，否则是达不到那样效果的。他提到当时社会上的“崇洋”倾向，说大街上的警车车身上，作为标识（zhì）的“公安”两字，下面为什么还加上“police”，这是个什么道理！试问纽约和华府的警车会标中文吗？和“北京图书馆”（彼时尚未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应的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为什么不标中文馆名？我未见过昔年“北图”的招牌有附上英文的情况。他的这种思维，于道理上，也并非说不过去，只是其中确有可商榷处。这儿插一句，2009年，我从美国返京，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候机，就亲耳听到播音预报航班，英文之后又有中文普通话，愚以为这种变化实无须计较，可惜“陈原同志”已无法了解了。再就是他很反感时下的新造词语。具体的举例我已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他举了“举措”一词。说：明明有“措施”，为什么偏要来一个“举措”？这也“举措”，那也“举措”，让人搞不懂，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言之愤愤。可见出他对于随行上市的一些新词新语态度之一斑。不过，我私下想到，陈原同志的古典旧学或不如他的外文，或者是他不好（hào）那一口，因为《广韵》中就有“措，举也”一训（见“暮韵”）。古代字韵书中这类“互文见义”而构成联绵词的情况也多，一些联绵词就是这样构成，如“庄严”“评议”“歌咏”“严酷”“康庄”等即是。①因为有《广韵》的“措，举也”之训，则唐代以前的文献就一定有用“举措”一词，是毫不足怪的。不过，为尊者讳，我也只是私下想及，从未表示出来过。说至此，不妨插一桩旧事说说。中国辞书学会成立之后，由国家行政部门组织全国图书评奖，开始增设了“辞书奖”一项，本人忝列评委，实出无奈。分配给我的具体任务是四本词典，其中一部为商务版的《新华词典》（不是《新华字典》）属百科性质的中型辞书，所收词目颇令人困惑，有该收不收、不该收却收的情况，具体也记不清。记得收有一条“望洋兴叹”，释文中似有遥望大海而生发感叹云云。②当我作为疑问提出时，同为评委的赵克勤先生大呼道：这还了得，去问陈原，是他主持负责的……赵先生是老一辈的资深编审，与“陈原同志”共事多年，直呼其名，当不为忤。因为当时并不知该书主编为谁？至今我也不知具体主持该书编撰者是哪些人？当然，最后落选也是意料中事。

    最叫人难忘的是讲社会语言交流中的人际称呼问题，这就回到本文的命题及原委上来了。他说，现在什么人碰到了都呼为“老师”，无论阿猫阿狗，都称“老师”，我就很不习惯。有人叫我“陈老师”，我不习惯，甚至反感！什么张老师、李老师、曹老师……说张、李，我以为是泛指，犹张三李四云云。但他随口而举的“曹”却令人觉得不属泛泛。我当时侧眼瞟了一下在座的曹先擢先生，似乎无任何表情，我私下揣度曹先生是如何想的？语委大院内，尤其从北大分配来（或调来）的年轻学子，无一例外地都是称曹先擢为“曹老师”的。因为曹先生当时刚刚调来语委担任秘书长要职，而之前却是北大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硕士导师、系总支书记，似乎从未听人叫过“曹书记”，一概都是称“曹老师”的；到语委后也兼任语用所研究生导师，是正当名分的“老师”。这就令人困惑不解了，到底该如何称呼才合乎要求，不令人反感呢？于我则真要竖起耳朵倾听，料想在座诸公一定也是同样心情，想尽快听到个答案。“陈原同志”是这样说的（基本按原话）：

    ……这里，让我们自然地回忆起当年延安时代，不管上下高低，也不论什么级别，大家都一律互相称呼为同志，某某同志，陈原同志……听起来多么亲切呀！……

    我不禁哑然，原来如此！就如上面介绍关于中英文标识（zhì）的问题一样，话虽如此，也不无道理，但同样有可商之处。他对于“同志”这一称呼的理解与思考，似乎是从上世纪50年代突然跳跃而进入80年代，让人无法理喻。称呼他人为“老师”，有如上世纪70年代以后，对不相识的人概称之为“师傅”一样，是一种从权办法，只是“老师”要比“师傅”强势得多，直到今天，已泛滥到非教师行当的社会各个角落，则又非“陈原同志”所能逆料。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前商务印书馆副总编李思敬先生撰有《50年来社会称谓变迁杂忆》一文，刊于1996年9期《语文建设》，另有署嘤鸣所写《“老师”的扩张与尴尬》则刊于1995年9期。还曾见过一篇《关于非教师称“老师”的社会调查》（已记不起来是什么刊物）。可见已经引起学界，尤其语言学界的注意，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愚钝如我者，始终未能进入“陈原同志”的“社会语言学”堂奥，个人的学业兴趣也与之相距较远，自那次讲课以后，再没有去听各次的讲座。每次在办公楼内或走廊不期而遇，都是点头、笑笑，算是礼貌或是招呼，至多说个“您好”“吃了吗”之类，是从未称呼过的。一来，对于所尊敬的人，我是绝不会直呼其名，必定要在姓氏后加上称谓，如“先生”“老师”……于有年辈的耆宿则更要在姓字之后称之以“老”。“陈原同志”已经在首次的公开课上，当众发布，对于称呼“老师”的反感，称“同志”的亲切云云。信如所言，在面对他，这一具体人物时该如何称呼？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则又秉承父母遗训，曰“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彼之反感，固不得强施于人去勉强称彼为“老师”。而逢彼之好（hào），若称之“同志”，内心总觉僭妄。从权的办法，只有循古，敬而远之。好在那时没有坐班制，每周只二、五两天上午去，倒是省却不少人际交往与接触的麻烦与尴尬。说到这里，读者或已明白本篇题目中使用了引号的缘故。既然称“老师”行不通，那么称“公”恐怕就更离谱了。这倒不是仅对“陈原同志”而言，对于所有前辈学者、耆旧宿儒，本来就一概不可以“公”称之的。语委大院内的周有光先生，年高德劭，到2011年就一百零六岁，可谓“人瑞”。数十年中，大家都敬称之为“周先生”“周老”；已故的吕叔湘，大家都称“吕老”“吕叔老”或“吕先生”，绝无称“公”的道理。当然，年相若，又不分彼此的同侪或友人，相互戏称，那是各人的自由，或者应归入社会语言学的专类研究项目，这里就不词费了。那篇文章的作者，或是受《现代汉语词典》的影响，将“公”作为对上了年纪的人物的尊称，以此产生误会，未敢断言，姑妄置之吧。还是再回到“陈原同志”这里来。

    2010年夏，费锦昌伉俪自沪上来京小住，多年不见，十分难得，故借王府井大饭店品茶叙旧。费君退休前是国家语委机关刊物《文字改革》、后改名《语文建设》的执行主编，无论行政还是学术，与顶头上司的“陈原同志”是直接打交道，经常接触，无法回避的。在聊天中，我特地问他，当年他去陈的办公室请示或汇报之类，是如何称呼他的？费兄先是瞠目，然后就侃侃而说了：“我是一直称陈原同志的，不仅仅是请示汇报工作，即使到他家里，也是称陈原同志的……”我问，有称“陈先生”“陈老师”或者称“公”的时候吗？抑或听见别人这样称呼过吗？费兄断然回了一句“谁敢呢！”

    陈原所著《语言与社会生活》发表于上世纪70年代，是他研究社会语言学较早的著作。吕叔湘先生曾专门著文评介，开头即云：“最近读了陈原同志的《语言与社会生活》……”文章第二部分云：“陈原同志的书里谈到洋泾浜英语……”第三部分又云“陈原同志的书里谈到语言拜物教……”总之，文章中凡涉及到陈原皆称“同志”，吕老此文载于《读书》杂志1980年某期。吕老还亲口说过，法国比中国小得多，无论土地面积还是人口数量，但他们出版的大中小型的词典却有一万多种，说“这是从陈原同志那里知道的”。口头上也如此称呼，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值得一提的是，吕老对其他人却不是这样的，如在一篇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所写的序中，即一概称“叶圣陶先生”“圣陶先生”的。吕老与朱德熙先生是数十年的友情，他俩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至今仍是青年必读，受到广泛的推崇，于称呼上，吕老从未苟且过，一向是称“朱德熙先生”的。

    1980年10月中国语言学会在湖北武昌正式成立，开幕大会上吕叔湘先生作了个即兴发言，我只挑有关的几句话记录于下。他说：“中国的语言学传统，严学宭先生将要做专题演讲，我就不多说了。”称时任中南民院院长的严学宭为“先生”，严先生虽身居行政职位，但他曾学于已故罗常培先生之门，是知名的音韵学家。又说：“二十多年前，朱德熙先生跟我合写了一本《语法修辞讲话》，出版之后，分送一些朋友。一天在路上碰到一位，他说谢谢你们送书，我说请批评指教。他居然说，你们的书比起同类的书来，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够读下去……”称朱德熙为“先生”，前面已说过，他俩是数十年的交情！说是即兴，因为他没有讲稿，所以一些细节处，今天回忆起来很有意思。他说，“写文章不是雕虫小技”，这本是《汉书·扬雄传》中的话，是“壮夫不为”的。吕先生说到此，回头望了一下坐在台后方的王力先生，接着说“了一先生在这里，王先生的书斋不是就叫做‘龙虫并雕斋’吗？王先生是龙也雕，虫也雕，龙虫并雕……”称王力为“先生”“了一先生”，因王力字了一。王力先生80岁那年写过一篇《需要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的文章，说“包括叶老、吕先生都反对写文言文，反对写半文不白的文章”。专称叶圣陶为“叶老”，称吕叔湘为“先生”。总言之，无论书面文献，还是口头上的称呼，前辈学者是绝不苟且妄称“公”的！更何况是后辈，不拘熟识还是不一定熟识，怎么可以随便称之以“公”呢！

    陈原同志逝世后，报刊上登载过不少纪念文章，却较少见到语委或商务或社科院语言所的同仁们的文字，也许是我的寡闻而未能全部浏览，仅就所见到的文章看，大多千篇一律，对于陈原同志的“耿介”一面，似乎未见涉及。说“耿介”，想来想去，只有“耿介”可以“一言以蔽之”。他亲身实地调查王府井大街的商店招牌，以了解社会上使用汉字的现状，就是他的“耿介”，现今的“博导”们会如此身体力行，让学生们一开始就受到“身教”吗！他不喜欢称呼“老师”，而要称“同志”，大约与不喜欢新词新语及到处使用英文标签一样，也是他的“耿介”。他家住崇文区所谓“前三门”，距老崇文门菜场不远（崇文门菜场在京享有盛名，不知何故却于近年迁走），住房十分逼仄，从上世纪70年代起直到去世，一直没有变动过。国家语委并非无力解决，是陈原同志婉谢，以为“天下寒士”尚多，自己犹可以“三尺容身”……这也正是他的耿介！

    陈原同志去世那年，我正在国外，未能亲吊为憾。只是想到人的一生，虽然“盖棺”，似乎未必可以“论定”（不是“定论”），许多细节，鲜为人知，尤其是被误读。我曾在一篇凭吊吕叔湘先生的文字中说过：陈寅恪先生之逝，中国再不会有陈寅恪了！同样，吕叔湘先生之逝，中国再也不会有吕叔湘了！那么中国还会有“陈原同志”吗？

    注：

    ① “庄严”一词，见《论语·为政》“临之以庄则敬”刘宝楠正义引包咸曰：“庄，严也。”“评议”一词，见《广雅·释诂四上》：“评，议也。”“歌咏”一词，见《说文·欠部》：“歌，咏也。”（又《说文·言部》：“咏，歌也。”咏字旧作“詠”，从言。）“严酷”一词，见《集韵·验韵》：“严，酷也。”“康庄大道”的“康庄”，见《尔雅·释宫》：“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这类情况多不胜举，而今之辞书却少涉及，故加注于此。

    ② 手头无书，因每评奖完事后，所评之书即被收回，无由查对原文。最新版的《新华词典》释文中有“望见无边无际的海洋，才感到自己的渺小，于是仰望着海神，发出了叹息”云云，仍可见旧版的遗绪。因为“望洋”作为一个词，不是“动宾结构”，古文籍中，也作“望羊”“望阳”“望佯”等，就是仰望的意思。俗间时或见到因买不起住房而说“望楼兴叹”，以及各种“望×兴叹”，正都是受了误导而起，作为工具书的词典，岂能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