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舒晋瑜）“诗歌是做梦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是做梦。”如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终于梦想成真。十卷本《中国新诗总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摆在面前，谢冕说，相比以往选本，《中国新诗总系》入选诗人和诗作的数量，都是此前选本所不及。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新诗总系》研讨会上，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吴思敬表示，中国新诗总系的编选出版，就是力图在世纪之交，为这一场伟大的诗学挑战和彻底的诗歌革命，从诗歌创作到理论史料做一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它不单纯是作品选和理论史料文选，每位分卷主编通过长篇序文展示了对这一阶段诗歌的观察和剖析，因此又带有某种诗歌史的意味。
“我是横下一颗心，不征求入选者的意见。别人送来的诗稿，我连看都不看。”谢冕说，这大概是学校里书呆子的想法。好在他有同道，这十个主编都“很迂腐”。但恰恰是这迂腐，成就了学院精神。
中国新诗总系的编辑方针和体例，确定为按新诗发展的阶段，约略以十年为期分卷。谢冕说，这样做的好处是突出了创作现象和创作思想的意义，从而有利于诗歌史的研究，并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中国新诗总系》将20世纪台湾（还包括香港、澳门）的新诗创作，也作为“中国新诗”的组成部分纳入，而且更进一步，将它们置于中国新诗历史的整体中考量，探索“整合”的可能性。其入选作品的编排，主要以“主题”分类，在大型选本中采用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诗体类型，诗歌题材、主题、地域，以及诗人代际，诗歌社团、流派，诗歌存在与发表方式等，都是分类时被考虑的因素。
《中国新诗总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发掘过去因诗歌观念、历史原因等被忽略的优秀诗人和诗作。所选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均尽量依据最初发表（出版）版本，由此纠正了许多以往各种选本中的以讹传讹之处。《中国新诗总系》还注意关照诗歌作品“经典化”与“历史化”之间的关系，总主编谢冕提出的“好诗主义”兼顾历史面貌的选诗原则一直得到贯彻。
对于《中国新诗总系》的不足，“21世纪文学大系”年度诗选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谈到，《中国新诗总系》没有收入最近十年的诗歌，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诗歌谱系没有确立。“这是编选者的谨慎，但是也是一种缺失。任何关于历史的梳理都不是终结而是历史的再次打开，希望有机会能够补遗。”
对于《中国新诗总系》编选的“学术公平性”，也有学者提出了疑问。入选最多的是诗人艾青，共33首；有的诗人则只入选一首。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润霞指出，现代选本走的是历史主义原则，当代选本则是好诗主义原则，而且有些“好诗”也是打引号的。“一方面发掘从前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作品，另外又对这些作品持怀疑态度。朱英诞选了16首，和北岛一样多——其他写得很好可是被遗忘的诗人哪去了？这种偏差涉及到学术公平化。” 李润霞表示。
对此，北大教授黄子平回应称：“公平就是一种判断，就是历史赋予你的一种眼光。”他举例说，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中，周氏兄弟所占比重相当大；周作人编的散文二集中，郁达夫的篇幅也相当大。我们不会觉得他们这么做不公平，因为历史赋予了他们胆识和魄力。
编辑《中国新诗总系》，对很多主编来说并非易事。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担任20世纪60年代的诗歌选编，他坦诚地表示，选目既是多次变更改动，而且直到最后交稿了还存在许多没能解决的问题。一是资料上的欠缺，特别是台湾、香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诗刊、诗集、诗歌选本以及相关的研究资料，二是有关编选的标准、尺度。最后总主编谢冕实施“专政”，定出若干规则，入选标准首要一条是“好诗主义”，附带一条“兼顾作品当时的影响”。
根据什么来确定一首诗是“好诗”？即便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研究近50年，洪子诚认为这仍是个“天大的难题”。而他解决的办法，一是参照不少已经出版的选本，二是选入一些他看来不算怎么“好”但“影响”却很大的作品，作为“兼顾”的体现。正因如此，“要从这本六十年代卷中发现缺失，发现编选观念上的冲突，以及资料使用上的差错，肯定不会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尽管心存遗憾，总主编谢冕依然觉得，中国新诗的心灵和情感力量温暖了一个世纪，还将穿越时空慰藉未来的中国读者，而新诗的力量集中表现在诗歌的语言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诗总系》也是对现代汉语之美的一次集中展示，是中国新诗研究领域中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和总结性文献，对未来中国新诗研究和新诗艺术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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