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欣赏的自叙和作家论

    16年前为写《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阅读过朱光潜主编的天津《民国日报·文艺》，沈从文的《论特写“写人”》和《逛厂甸》就刊登在《民国日报·文艺》上，当时就曾拜读过，只是以为已经编入过集子，就没有查考。最近又看《民国日报·文艺》，才发现是佚文。

    1948年1月3０日，沈从文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76期发表了《论特写》，谈论报纸刊登“特写”的意义。他将“特写”可分作三类，即“专家的‘专题讨论’”，以及“叙事”和“写人”。《论特写》“检讨”作为特写的“叙事”，研究四位“大手笔”的作品，即范长江的《塞上行》、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萧乾的《南德暮秋》及其他国外通讯记事、徐盈的《西北纪游》、《烽火十城》、《华北工业》，由作品谈到“知识、经验和文笔”的重要，并对写作态度及如何写好“叙事”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从这四个人的工作表现，检讨到新闻叙事的得失时，让我们明白，即一个优秀特写作者，广泛的认识与人类的温情，都不能缺少。理想的叙事高手，还必需有一个专门家或学者的知识，以及一个诗人一个思想家的气质，再加上点宗教徒的热情和悲悯，来从事这个工作，十年八年才可望有新而持久的记录。

    《论特写》发表于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76期（1948年1月30日），收在《沈从文全集》第16卷；续篇《论特写“写人”》，发表于天津《民国日报?文艺》第116期（1948年2月23日），但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成了佚文。这篇佚文的发现使我们看到沈从文关于“叙事”和“写人”完整的理念和精彩的评述。

    《论特写“写人”》叙述了我国古代文学中“写人”的特色技巧，现代作家中张天翼、老舍、沙汀、芦焚、艾芜、姚雪垠、刘白羽、黄碧野、骆宾基“写人”的成功之处，进而以《现代作家传记》、《文人画像》、《鲁迅先生及其他》和《我与文学》四本书为例，指出作家论（“综合人与文作解释介绍”）、自叙以印象记（“小篇幅简笔如素描画”）的欠缺和不足，“可供特写写人示例的作品，竟没有一本书可以举例”。在沈从文看来，特写中“写人”的成绩最差，“若说近三十年用笔成就收成最歉薄部门也值得举例，则近人自传及印象记，当仁不让宜坐首席。”“精力丰富闻见广博的徐盈先生”，“在试验写张之洞盛宣怀一类过渡人物事功”，但并“不容易见出一个活鲜鲜的人”；“冯至先生正著力于杜甫新传”，但“从方法上看来，就会觉得冯先生用的方法，还可以商讨”。关注新文学发展的沈从文，不仅阅读面相当广阔，而且对于作家们的“近况”也相当了解。知道冯至写《杜甫新传》遇到一些问题并不使我们感到有多意外，毕竟都在北大执教，见面的机会多；可对作为新闻记者的徐盈的写作情况如此熟悉，就让我们有点惊异了，说沈从文人缘好，为人率真，似乎还不够。

    《论特写“写人”》就如何“写人”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见解：一是“史才史识史笔均不可少”；其二是“把握印象的能力”；其三是“重视特点能力”。“史才史识史笔”说的是作者的学识、思想和写作的能力，对“人”的认识正确、到位；“把握印象的能力”指的是敏锐度，善于把握和剪裁史料，从“事”中见“人”；“重视特点能力”指的是能对“印象”进行提升，写出“鲜明的个性”来，“正如作速写画需要用单纯的线从轮廓表现生命”。用这三个标尺来衡量，沈从文只推崇三篇文章：

    以作家写作家，综合人与文作解释介绍，具有沉湛理解与温爱的作品，恐得数张定璜先生那篇《鲁迅先生》。批评鲁迅作品记述鲁迅性格作品已极多，大都似乎不必说或说来反而引读者进入迷宫，失去面对作品时应得印象。鲁迅全集如必需有个附录，用这个作品已够了。

    《我与文学》中有一个自叙，写得很巧很动人，是萧乾作的那一篇自叙。

    在《文人画像》一书中，有三个小小篇幅简笔如素描画，生动而妩媚，是温源宁先生作的徐志摩，胡适，吴宓。就中以关于吴宓一文写得最好。

    张定璜的《鲁迅先生》收在《鲁迅先生及其他》一书中。可在沈从文看来，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并不仅仅是在《鲁迅先生及其他》这本书中一花独秀，而是在整个“鲁研界”独领风骚，至于其他“批评鲁迅作品记述鲁迅性格作品”的文章，“大都似乎不必说或说来反而引读者进入迷宫，失去面对作品时应得印象”。“鲁迅全集如必需有个附录”，用张定璜的这个《鲁迅先生》“已够了”，真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

    《鲁迅先生》最初刊登于《现代评论》（第1卷7至8期，1925年1月24日、 1925年1月30日），在阐释《呐喊》的文学史地位时，张定璜从他的切身感受出发，说他1914至1915年看了小说《双枰记》、《绛纱记》和《焚剑记》，觉得“亲切而有味”；可读到《狂人日记》时，骤然看见了“一个新时代”。文章说：

    《双枰记》等载在《甲寅》上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在一九一八年，中间不过四年的光阴，然而他们彼此相去多么远。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枰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面我们保存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下来的人生观。读了他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明灯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

    （鲁迅先生）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你别想去恐吓他，蒙蔽他。不等到你开嘴说话，他的尖锐的眼光已经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许比你自己知道的还更清楚。……平常爱读美满的团圆，或惊奇的冒险，或英雄的伟绩的谁也不愿意读《呐喊》。那里面有的只是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里里在街上遇见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个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种人。但这个悲哀毕竟在那里，我们都感觉到它。我们无法拒绝它。它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

    ……

    鲁迅先生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有良心的；那就是说，忠于他的表现的，忠于他自己的艺术家。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决不忘记对于他自己的诚实。他看见什么，他描写什么。他把他自己的世界展开给我们，不粉饰，也不遮盖。那是他最熟识的世界，也是我们最生疏的世界，我们天天过活，自以为耳目聪明。其实多半是聋子兼瞎子，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且不说别的，我们先就不认识我们自己，待到逢见少数的人们，能够认识自己，能够辨认自己所住的世界，并且能够把那世界再现出来的人们，我们才对于从来漠不关心的事物从新感到小孩子的惊奇，我们才明白许多不值一计较的小东西都包含着可怕的复杂的意味，我们才想到人生，命运，死，以及一切的悲哀。鲁迅先生便是这些少数人们里面的一个，他嫌恶中国人，咒骂中国人，然而他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他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他毕竟是中国的儿子，毕竟忘不掉中国，我们若怪他的嫌恶咒骂不好，我们得首先怪我们自己不好，因为他想夸耀赞美而不得，他才想到了这个打扫厕所的办法。让我们别厌烦他的啰嗦，但感谢他的勤勉罢。至于他的讽刺呢，我以为讽刺家和理想家原来是一个东西的表里两面。我们不必管讽刺的难受不难受，或对不对，只问讽刺的好不好，就是说美不美。我不敢说鲁迅先生的讽刺全是美的，我敢说他的大都是美的。……单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也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开拓者。事实是在一切意义上他是文学革命后我们所得了的第一个作家。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用实力给我们划了一个新时代，虽然他并没有高唱文学革命论。

    这些评述绝不是“字字珠玑”、“切中肯綮”之类的形容词所能涵盖的。沈从文在数以万计的评论单单挑出张定璜的《鲁迅先生》，说沈从文独具慧眼，说沈从文与张定璜“心有灵犀”，“所见略同”，似乎也都不到位。苟子说“君子必辩，辩必有胜”。可沈从文的“辩”不仅仅是为了“赢别人”，也是为了“赢自己”。众所周知，沈从文与鲁迅有过争执，并且坦率地表达给公众。但他们的争执不是“私斗”，而是出自催促新文学发展的热忱，因而在争执中都能超越自我的界限，认识到对方的卓越。沈从文1947年11月发表的《学鲁迅》，就与张定璜《鲁迅先生》中的见解十分相似。而这篇《论特写“写人”》又为我们研究鲁迅与沈从文提供了新的史料。

    《我与文学》汇集了茅盾、巴金、胡风、朱光潜、沈从文、郑伯奇、徐懋庸、萧乾等五十九位作家“文学生活的详细自传”，“包括了中国十分七以上现代作家”。沈从文只看重萧乾：“《我与文学》中有一个自叙，写得很巧很动人，是萧乾作的那一篇自叙。”《文人印象》汇集了苏雪林、曹聚仁、林语堂、温源宁、老舍、沈从文等二十八位作家写的林琴南、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辜鸿铭、齐白石、黄遵宪、李叔同、胡适、吴宓、徐志摩、徐悲鸿、郁达夫等二十六位文人的“印象”，沈从文只推温源宁：“在《文人画像》一书中，有三个小小篇幅简笔如素描画，生动而妩媚，是温源宁先生作的徐志摩，胡适，吴宓。就中以关于吴宓一文写得最好。”《我与文学》中有沈从文写的《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文人画像》一书中有沈从文写的《孙大雨》。沈从文不看好《我与文学》和《文人画像》中的众多“自传”和“画像”，包括他自己的“自传”和“文人画像”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是“认文不认人”。只要认真阅读，便会感到萧乾的“自叙”和温源宁的《吴宓》，写得真的十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