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通商大城谷郎

    李凤苞（1834—1887）曾任职于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所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他曾以经纬线的方法绘制出高质量的地球全图，其后又被调入吴淞炮台工程局、制造局译书馆工作，因此他对西方近代工业颇有些了解。光绪四年（1878）七月，经驻英公使郭嵩焘（1818—1891）保举，清政府任命李凤苞为出使德国大臣。他于同年由英国动身，前往德国任职，经由法国、比利时，十月初八日（11月2日）由德国亚琛（Aachen，原文作：阿欣）入德国境，之后到过科隆：

    初八日早三点钟又上车，五点半到谷郎，晨光熹微，犹耿耿未寐也。谷郎沿来因河西岸，为德国第六通商大城。西历五十年，纡比安所筑。罗马迁民于此，后为下日耳曼都城。一千二百年时，贸易最盛。一千二百十二年，为自主之城。阙后以油画著，油画师蜚仑洛赫奈，驰名于各国。一千八百年时，有教堂二百区，建造甚工。续因民教不和，改教于邦汭。一千七百九十四年，地属于法。及拿破仑，地入布国。今有民十三万余，有兵七百余。河东为德次城，有民万余。铁道自西北隅渡河而东。过大铁桥，长四百十二迈当。上层过汽车，下层过马车，两旁可步行，俱麂眼铁楞隔之。桥之两端，各有国王铜像，为维令一、维令四。（李凤苞撰《使德日记》，收入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使德日记及其他二种》）

    李凤苞对科隆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实际上早在约公元前50年，罗马人在莱茵河右岸、与在左岸的日耳曼部落的乌比尔人（Ubier，原文作：纡比安）就建立了一座城池，当年这一部落的所在地至今在科隆市仍有以乌比尔环路（Ubierring）命名的路段。公元50年时，科隆获得了城市权。后来成为了下日耳曼尼亚省（即所谓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省会。中世纪中期（13世纪）的科隆不仅是德国最大的城市，由于其贸易日盛，城墙不断扩展。到了1225年，科隆城墙之大竟有16个城门之多，据说超过了当时的巴黎城。李凤苞所谓的“自主之城”我想是“自由城市”——当时直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不属于任何一个贵族管辖的城市。不过科隆成为“自主之城”的时间并非1212年，而是1475年。

    李凤苞所谓的油画师“蜚仑洛赫奈”当为15世纪著名的“科隆画派”的圣像画家斯蒂芬·罗赫纳（Stefan Lochner，1400/10—1451），他所绘制的宗教画精致绝伦，其中的圣人光彩照人。罗赫纳掌握了当时所有的绘画技法：从微型祈祷书上的装饰画到科隆大教堂中的巨幅画作，在技法运用上无不娴熟。大教堂唱诗班回廊南端的圣母祈祷室（Marienkapelle）的墙壁上，可以看到罗赫纳1440年的作品：《国王们的祈祷》，画家笔下的圣格利翁（Heiliger Gereon）恬然自若，又略显惊异之神情。罗赫纳的许多作品至今都被看作是德国古典画派的杰作，在科隆以中世纪和古典艺术而闻名的瓦尔拉夫·理查尔茨博物馆（Wallraf-Richartz Museum）依然藏有罗赫纳的多幅画作。因此李凤苞所谓“驰名于各国”并不为过。

    科隆一直以来是座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城市，不过自13世纪末以来，由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勃兴，世俗与教会的势力一再在这座城市交锋。我想，这就是李凤苞所谓的“民教不和”吧。由于科隆距离法国不远，正如李凤苞的记载，法国大革命后，其军队于是入驻科隆，当时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完全并入了法国的版图。1815年科隆被划给了普鲁士（亦即李凤苞所谓之“布国”），并且很快成为普鲁士继柏林后第二重要的城市。由于科隆大教堂于1880年才得以竣工，因此李凤苞并没有特别提到这座正在建设之中的大教堂。

    李凤苞所记载的“今有民十三万余，有兵七百余”很能说明科隆这座商业和艺术大都市的特点：崇尚和平与艺术。科隆人热情豪爽，颇有中国北方人的性格，难怪他们能把狂欢节过得如此认真，且有滋有味。这一每年举行的盛大天主教仪式，被科隆人戏称为“第五季”。狂欢队伍化装成当年的法国军队，以调侃法国人，这是每年狂欢节的“规定动作”。“士兵们”每两人在“行军”几步后，必要以臀部相互摩擦，以丑化法军的阵容。因此，我总觉得科隆人的“文弱”有点类似中国的宋代，实际上1794年拿破仑的军队是被科隆人作为解放者拥戴而入的，因为这里的商人中有很多是被歧视的犹太人和新教徒，他们欢呼法国人来拯救他们。

    李凤苞提到莱茵河上的铁桥是连接德伊茨（Deutz，原文作：德次城，原本在莱茵河右岸的独立城市，1888年并入科隆市）和科隆之间的霍恩佐罗姆大桥（Hohenzollembrücke），他所说的“汽车”实际上是今天的火车。桥头的两座骑士般的铜像是威廉一世和四世。实际上，威廉四世（Wilhelm IV.，1795—1861）是普鲁士国王（1840—1861在位），而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是他的后继者，曾为普鲁士国王（1861—1871）和德意志帝国皇帝（1871—1888）。由于当时的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缘故，“皇帝”一词是有特定的所指，人们一般称德国皇帝为“开色”（Kaiser的音译）：如刘锡鸿在《日耳曼纪事》中便称德皇为“开色”，皇后为“开色邻”（Kaiserin）（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VII集之刘锡鸿《英轺私记》），而李凤苞则直接称这两位为“国王”。

    相对于其他的游记，李凤苞的记载还是比较准确全面的，我推测这些内容是从当时的英文游览手册上翻译而来的，因为如若不依据某本书的话，其中的一些年代很少有人能知道得如此清楚。